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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交椅

早年读《水浒传》时常自问：“梁山泊里忠义堂上的交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深入地探讨一番，发现所谓的交椅，虽然不过是折叠椅或者马扎之流，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因为，它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器物，更有甚者，它还是等级社会里体现地位的象征物。

所以，人们常说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的那个“把”字，其实与“手”并不搭界。确切地说，倒是与谁坐第一把椅子、谁坐第二把椅子的“把”字相关联。因此，在中国，这种交椅“情结”，也是弄得很多排排坐、吃果果的大人先生们辗转反侧、不安于位，上下左右、坐卧不宁，甚至成为性命交关的事情。

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如此说：“交木两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

于是，我们知道，交椅，也就是胡床。在汉唐时，凡从西域引进的物品，均冠以“胡”字，与明清时从海外引进的舶来品均加一个“洋”字是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没有“交椅”这一说，那时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均席地而坐，或跪或跽或盘腿或打坐，至少在唐代以前，中国人的屁股底下用不着坐椅这类器物。这种遗风，至今仍可从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看出来。

因此，胡床或者交椅，肯定是随着境外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大举南下，随着穹庐毡幕、羊酪胡床之类渐及中原之后才盛行河洛的。从记魏晋间事的《世说新语》中可看到，当时就有了胡床。“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子野此时已是京城洛阳的卫戍部队司令，一位有官有位的大人物，王即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世家子弟，风流名士，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文人。王提出这个不免有些荒诞的要求，桓不但不生气，不见怪，也无所谓丢架子，立马走下车来，坐在胡床上，一口气连吹了三支曲子。全部过程，桓子野未说一句话，吹完笛后，抬屁股就走，王子猷如醉如痴地听了以后，也没有说一声谢谢。这种魏晋风流，真令后人神往。

《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也提到了胡床：“公将过河，前队适过，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这就是让曹操差点送命的那场潼关之战，他也是由于太成功而骄傲，太得意而忘形，压根儿觉得西凉马超不是他的对手，没放在眼里，甚至到马超策马跃枪，杀至眼前，他还在胡床上歇脚，准备赋诗一首呢！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游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将坐椅制成折叠式的，自是为了携带的方便；二是处在奴隶社会的胡人，民智未开，进化较晚，而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体现尊严的办法不多，不如已进入封建社会里的汉族，为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儒家的狗头军师如叔孙通之流，不知订出了多少王朝法令、皇家礼仪和体现等级森严的制度，令人诚惶诚恐。但这一套繁文缛节的名堂，即使教给当时还在茹毛饮血的牧民，也未必学得来，学得会。所以，少数民族的头人、可汗、单于、渠首，坐在高人一头的胡床上，让牧民们匍匐在地下，便是容易实行的显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这种简单的尊卑区分法，常为没什么水准而获得权位的人所仿效。如红卫兵小将以为胳膊上绑一根红带子，便是红司令的嫡系人马，动不动踏上一只脚，趾高气扬地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当年为主子立过汗马功劳，便觉得自己也人五人六了，一张嘴就是“老子跷起一条腿来也比你高”的得意心态，都属于远古的交椅统治后来出现的返祖现象。

自从胡人开始以交椅为身份、地位、权势、力量的象征起，交椅便成为某些人的命根子。甚至像文坛这样以清高着称的一亩三分地里，交椅，或交椅的变种，例如什么排行榜、拉力赛、金牌奖、入围奖、世纪经典、当代不朽之作啊；例如什么十大散文家、十大小说家、十大文学大师、十大文学神童、十大青春诗人、十大老美女作家、十大小美女作家，乃至十大名编、十小名编、十大文学刊物、十大文学评论家、十大文学活动家啊。好像不这么折腾一下前后次序、等级区别，很对不起自己似的。总之，别看人类已经要走向太空，但宇宙洪荒时代的交椅情结仍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当代人的灵魂。

“交椅”这个词，现在已不多见，但影子还在，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交椅都是从《水浒传》来的，因为在水泊梁山里的农民革命家们最在乎这把交椅。他们把“坐得上坐不上交椅，坐上的是第几把交椅”看做是头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开不开会，听不听报告，传达不传达文件，估计这百八十人光是到会场里找到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功夫。在北宋政府没有百分之百地扫盲以前，即使秘书处的小姐在椅背上贴着什么“浪里白条”、“锦毛虎”、“鼓上蚤”、“霹雳火”之类标签，对于大多数好汉们也是无济于事的。

从《水浒传》里懂得有交椅一说，但交椅究竟是什么样的椅子，为什么叫“交椅”而不叫别的，通常囫囵吞枣地一目十行带过，并不会作过太多考较。其实，交椅的交，即交叉；而交叉的目的是为了折叠，不过如此罢了。所以，有些事情，朦胧着，倒好，弄明白了，不免扫兴。一想到忠义堂上摆了一百零八张小木匠们手工打做的马扎，那土得掉渣的场面，令人顿生威风扫地之感。

后来，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玉麒麟卢俊义说啥不当第一把手，为什么豹子头林冲对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为什么小旋风柴进推三阻四地不肯贸贸然地入伙，敢情这些人虽然上了山，对于交椅的感情不如那些农民弟兄看得重。说来说去，在他们内心深处，肯定不屑于和草莽英雄为伍。另外，也应该看到，卢俊义、林冲、柴进与这些落草为寇的土豹子、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不同。他们曾做过大官，曾当过贵族，曾带过兵马，见识过帝王排场、皇家气象，觉得这种小儿过家家式的排座次争交椅不过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大老粗们的自得其乐罢了，背过脸去，肯定会捂着嘴偷着笑。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交椅情结，具有农民意识的人更热衷些，当不会错。

这样，便能理解黑旋风李逵发现一张折叠椅上面贴着的纸条上写有“李逵”二字时那份兴高采烈了。虽然他尚未脱盲，但个人的名姓依稀能够辨认，自然要在忠义堂上手舞足蹈，表现出翻身农民的欢乐了。试想，昨天还面朝黄土背朝天，今天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铁定下一颗心，跟着宋江哥哥干革命吗！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还是卢大官人坐，对他来说，便十分重要。在中国，凡处于文化弱势的统治阶层，无不对于知识分子存有先天的拒绝和排斥心理。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来担纲主演了一出交椅保卫战，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弄不清梁山泊为什么下决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人称“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弄上山来，这是什么策略，打的什么算盘？也许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身份卑下，意识到革命成功以后，光靠冲锋陷阵的勇敢，靠无法无天的痞子精神，靠吃大户的物质满足，是难以维持政权的。他们需要文官，需要谋士，需要智囊，需要专业人士，需要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一位招牌人物来撑场面，这是山寨渐成气候的必然。但真的准备放手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规的政权，马上被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昨天为农民的好汉们所抵制。三打祝家庄后，按晁天王弥留时的约定，应该是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为寨主才是。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初尝头把交椅甜头的黑三郎自己也变卦了。看来，古往今来的交椅情结，无不与个人利害有关。

我们能够理解，黑旋风无论从阶级角度、文化层次、肤色认同、感情因素出发，都只有坚决拥护黑宋江一途，而绝不会赞成玉麒麟。而且，他马上得到武松、刘唐、鲁智深一班农民弟兄的铁杆支持。最后，吴用等人又装神弄鬼地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把大家名字刻在上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每人发现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于是功德圆满。众好汉酒酣耳热、称心如意之后，托塔天王的政治遗嘱也就当它是耳旁风了。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不知要费多少周章。在美国，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从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中就选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座位感或第几把的交椅感，没有我们这里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被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由此可见，交椅这东西如此深入人心，阴魂不散，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农民最乐意干的事情。因为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讧、互斗以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出现火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骨髓。

有交椅者，怕失交椅；无交椅者，想得交椅；坐在前面交椅者，担心坐在后面交椅者挤掉他；而坐在后面交椅者，又无时无刻不想干掉坐在前面交椅者；压根儿没有坐交椅希望者，也不甘心永远不得交椅坐，便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夺一把交椅；以为自己应该有交椅可坐者，更是火急火燎地做着交椅的梦。

呜呼！一把交椅，可把我们这些江湖好汉折腾得天昏地暗而且没完没了啊！

功夫在诗外

这句话，出自南宋的陆游，原诗是这样的：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示子通》，《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这是陆游在山阴（即今之绍兴）给他儿子陆遹写的一首诗，时为南宋嘉定元年（1208），他八十四岁，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因此，将这首诗视作诗人的一份文学遗嘱，也无妨。

但要对这诗进行诠释的话，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正宗的。陆游认为：一个作家所写作品的好坏高下，是其经历、阅历、见解、识悟所决定的。当然，他所说的诗外功夫也不仅仅是这些，才智、学养、操守、精神等等形而上的东西，同样也是诗人写出好诗的“功夫”。但陆游强调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主张从作家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格物致知的探索，从血肉交融的感应，从砥砺磨淬的历练，获得诗外的真功夫。

陆放翁这个“诗外”说，倒百分百地意在诗内。唯其诗外功夫扎实而又充分，所以，他的诗词在文学史上得以不朽。

另一种说法不免有些让人泄气，但却是近日文坛上诸老诸少、诸男诸女心照不宣的共同观点。他们宗奉的“诗外功夫”，与陆游原说风马牛不相及，百分百地与文学不搭界，是功利性十足的商业营销行为。这也不足为怪，在物质社会里，作为饮食男女的作家，尊崇这种炒作式的“功夫在诗外”，已经成为文坛的正常风气。

因此，今天的“功夫在诗外”，绝对是一种负面的评价。

老实讲，在文学这个圈子里，还有几位不炒作的呢？只有炒作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和炒作得恰到好处、不温不火的区别罢了；只有炒作得令人恶心、感到厌烦和炒作得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的区别罢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推动下，洁身自好、清高自诩、谨守节操、安贫乐道的中国作家，又有几许？

一本书，百分之百的写作，百分之二百的功夫在诗外，这是老实人。

一本书，百分之五十的写作，百分之四百的功夫在诗外，这是时代骄子。

而一本书，百分之十的写作，百分之一千的功夫在诗外，那就是毫无疑义的当代英雄。

更有甚者，一本书，百分之零的写作，百分之一万的功夫在诗外，这种天王级的炒作大鳄，这几年风起云生，也颇出现过几条。能够亲眼目睹这种呼风唤雨的过程，也算是三生有幸。

炒作已经达到如此荒唐境界，哪怕你的诗很差，差得令人掩鼻而走；哪怕你的小说很烂，烂得令人不忍卒读，没关系，只要用足心思制造轰动，只要舍得力气吆喝叫卖，只要不怕大风扇了舌头，只要不在乎背后戳脊梁骨。功夫做足，鱼目混珠自不必说；功夫做大，晒蔫的土豆也能卖出天麻的价。因此，不炒不出作家，不大炒不出大作家，已成共识。炒作，是新世纪文坛的登龙术，是最不需要真本事的成名路，也是极容易骗到银两的生财法。

呜呼！面对这怦然心动的诱惑，又有几位抵挡得住呢？

甚至于一些平时大家仰着脸看的大师、名流，也觉得钱不扎手、名不烫手，大炒而特炒自己，狠下诗外功夫。有的年纪一大把、着作快等身的超大师、极名流，也忍不住搔首弄姿，抛头露面，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参加到这支炒作大军中来兴风作浪，真让人为那把炒得快散架的老骨头痛苦。

说到底，这后一种的“功夫在诗外”，谁心里都明镜似的，实际是对自己的才智，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

唯其不自信，才求诸炒作。

其实，写不出，写不了，写不好，是文人之常，谁都会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你不服气，你不认输，要一直写到死，像马克思那样，死在写字台上，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但这种炒作出来的声名，镜花水月，朝露暮云，是算不得数的。即使开了十次讨论会，二十次座谈会，三十次新闻发布会，一百家媒体莅会捧场，一千个评论家写了一万篇文章叫好，又如何？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不炒也是好东西；不好的东西，永远是不好的东西，炒也不是好东西。

好不好，时间说了算。

时间是位特有耐心的老人，根本不买炒作的账。炒过初一，炒不过十五，无论怎样的哗众取宠、不择手段、吹吹打打、锣鼓喧天，在时间面前，总有喧嚣复归于平静的那一刻。到了这一天，或许这位作家还健在，令他欲哭无泪的，是他的作品早就翘了辫子，那些曾经炒作得天翻地覆的书，早化成纸浆，成为再生纸，供擦屁股用了。

说实在的，倒不是时光无情，而是那些精于炒作的作家缺乏真正的诗外功夫。所以，重温八百年前爱国诗人陆游的这句名言，也许更有益于文学。

话说赵孟頫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柴市口就义，问鼎中原的蒙古政权，坐稳江山。公元1289年，谢fāng得在北京法源寺绝食毙命，元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次年，也就是公元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后，还在其发源地旧大名城，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宁城县，保留着中都（称北京）的建制。对文化不发达因而也必然愚昧迷信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而言，他们当真相信这场发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百分百地是“天谴”，不住地摸脑袋，不住地kòu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

《元史》描写这次震灾的惨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余震一直持续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一世英武的他年过七旬，终究龙钟老迈，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尸积、草地龟裂、山川溢流的报告，对于天神不断示儆的恐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畏，连忙“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

这时，一个南人，一个降人，而且还是元的敌国前南宋王朝的一个皇室，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仕元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赵孟頫，跳将出来。

正如公元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大地震一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马上跳出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从而让人们更加看清了那张不三不四的脸。这次中都武平地震，也给了赵孟頫一次表演机会。本来，中国文人，十之九浅薄，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寂寞。而作为一个汉奸文人（包括具有吃里扒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人），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将出来”的冲动。

赵孟頫，在当下不究底细的人眼中，是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进入嘉德拍卖，通常开价都在六位数以上。其实，稍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禁摇头了。他贵为赵宋王朝的皇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也许还说得过去。他竟然叛祖背宗，变节出仕，应诏加入蒙古政权，得高官，拥厚爵，遂为后人所诟病，所不齿。当时，不但宋朝的人看不起，因为他叛宋，元朝的人也看不起，因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统治集团的民族分子也藐视他。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即此谓也。

这就是当汉奸得到一时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的“遗臭万年”的代价。万年，倒不至于；但付出一世的骂名不行，还得付出两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骂名，那是可能的。

赵孟頫写过一首题曰《罪出》的忏悔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中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陇缺拜扫。愁海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说明他被迫也好，被诱也好，自投罗网也好，难忍寂寞也好，来到元大都为元朝官，终于不胜懊悔，后悔出山，这是自己都难以原谅的罪过。这首诗中，有着沉痛的忏悔，有着深切的自责。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后悔，何必当初。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转轨，事业场景的切换，乃常数也。独是汉奸这一项游戏，为了三十个戈贝克而将灵魂出卖给撒旦，那是绝对玩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节上亏了，也就什么都得跟着玩儿完了。

幸好，赵孟頫是一位全方位的才子，无论当时的南宋遗民、蒙元官宦，还是后来的明清雅士、民国文人，无不欣赏他那绰约妩媚的行草真隶、华采风流的诗词歌赋、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我们仍然无法闭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节；无法不谈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径。

赵孟頫不仅仅书、画、诗、赋一流，文章经济也卓有建树。据《元史》评论：“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另外，他与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管夫人有一首诗，精彩生动，至今犹在传唱：“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得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爱情诗，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话诗，虽然，这首诗距今已经七八百年，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一个曼妙可人的女性形象。

虽然赵孟頫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过得不错，但绝不轻松，也是事实。假如他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既无自责，更不惧人责，死猪不怕开水烫，也许就无所谓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学识修养、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窒息环境中，相信那首《罪出》是他的真实心声。

当汉奸，不但生前不自在，死后也不自在，这大概就是报应了。因为，中国人对于汉奸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一贯如此，永远不变。在中国历朝历代，吃过汉奸苦头最多最大者，莫过于宋。所以，两宋之人对于汉奸，也最为深恶痛绝。

赵孟頫刚投诚时初到大都，其实并不得意。忽必烈欣赏他的才华，统治集团猜忌他的忠诚度。所以任命为兵部郎中，官阶从五品，级别较低。当时统帅六部的尚书省平章政事，为色目人桑哥。元统治中国，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此人颇得忽必烈的信任，登上要位。按照奴才所信奉的哲学，同为主子驱使，心腹的奴才，要高于非心腹的奴才；资深的奴才，要高于新人行的奴才，桑哥有理由看不上赵孟頫。而在元朝，还要加上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差别对待，桑哥为色目人，比赵孟頫这个南人，高出两个层级，就更不把他当回事了。何况，阁下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于是，这个说来也十分可恶的桑哥，就曾因赵孟頫犯下的细微过失，当堂施予鞭刑。众目睽睽之下，可让这个前朝的王孙公子，饱受了皮肉之苦，丢脸于朝廷上下。

二等奴才被一等奴才暴揍一顿，踹上两脚，当然也是活该。

正好发生了这次地震，他就想借此报一箭之仇。不过他知道，要想靠自己的力量对这个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的桑哥发难，有可能吃不着羊肉还惹一身骚。于是，他私底下串联一个名叫阿刺浑撒里的忽必烈亲信近臣，准备一举搞掉桑哥。

以夷制夷，这是中国老祖宗传下的绝活，利用蒙古人，扳倒色目人，坐收渔利。因为阿剌浑撒里虽与桑哥一样，同为忽必烈的心腹，同为老皇帝的亲信，但亲信也有先后之分，心腹也有亲疏之别。赵孟頫最擅长者乃汉文化，阿刺浑撒里最仰慕者也是汉文化，于是，一拍即合，这个蒙古要员倚仗一点政治上的特权，种族上的优势，便向这个色目重臣挑战。为什么地震？他对老爷子忽必烈讲，就因为桑哥弄得天怒人怨的结果。据《元史》，阿剌浑撒里为这次进言，很付出了一些代价。“既而彻尔至帝前，数僧格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下。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僧格，罢尚书省。”看来，赵孟頫四两拨千斤，确非等闲人物。

所以，也不能以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来看赵孟頫。一般来说，当汉奸者，或具有吃里扒外倾向，准汉奸意识的某些知识分子，都具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禀赋。一场地震，正好给他一次登台献艺的机会。不要以为文人不懂政治，不玩政治，其实不过是文人在政治层面的较量段级较低、手艺较潮，一下子就让人看透罢了。

忽必烈何许人也，如果不是一条目光如炬的沙漠之狼，至少也是一条耳听八方的草原之狐。兔子老了尚且不好拿，何况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的皇帝，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对这个南朝降臣的地下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笛卡儿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有这许许多多的纷扰，就是因为人们不大肯待在自己家里的缘故。要是这位艺术家能够按捺得住，能够安贫乐道，能够厮守着爱妻管道升，不从抗震棚里蹿出来趁火打劫，里撅外挑，忽必烈也许就不会找他交流心得了。

我们在《元史`赵孟頫传》中，看到这位灭宋的大帝与这位降元的文人，有过一段相当戳心窝子的谈话：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往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

民谚有云：当着矮子，别说短话。叶李、留梦炎和赵孟頫，都是有前科的变节分子。忽必烈与他探讨汉奸甲和汉奸乙的孰优孰劣，而眼前这个汉奸丙，岂非十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嘛。言外之意，赵孟頫再傻也听得出来，其实是蒙古皇帝给他一个善意的提醒。你从哪里来，是你做主的事，来了我欢迎；你到哪里去，是我做主的事，那就由不得你。所以，阁下，第一，别忘了自己是谁！第二，千万别走得太远！这年，忽必烈七十五岁，到底是一位老人家了。赵孟頫得感谢人老以后心肠不那么铁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比桑哥好多少。看到这位如坐针毡的前朝皇族，看到这位头冒冷汗的文化精英，忽必烈把口气缓和了下来：“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

这对才子赵孟頫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马屁诗一首，即席呈递上去：“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好将忠孝报皇元。”据周密的《癸辛杂识》说，这首诗让留梦炎恨他一辈子。

此次谈话以后，赵孟頫便请求外调，做地方官去了。也许，他觉得既然上了贼船，又跳不下来，只好拣一个稍稍能避开风口浪尖的处所，暂且栖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