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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泼皮——唯泼皮，其兴也勃，其败也速

泼皮，比流氓要狠，比无赖要凶。所有的中国人，了解人类社会中这种渣滓群体，都是从《水浒传》开始的。

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堪称一部“泼皮教科书”。从这部小说，我们知道泼皮是项顶古老的职业，而且，我们还知道泼皮在宋代最发达，最泛滥。

《水浒传》的第六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再难在寺院里待下去，智真长老就把他介绍到开封府的大相国寺去。开封乃大宋王朝的首善之区，大相国寺乃皇家常去礼佛的庙宇。不像五台山，峰高岭陡，地广人稀，连派出所也未设得一个。鲁智深，酒劲上来，是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敢把庙门都拆了的主，谁也奈何不得。若是打发到都城相国寺，这厮胆敢寻是惹非的话，天子脚下，不怕没人管他。这想法当然不错，可大相国寺的主持智清禅师，却不这么看，当着众人埋怨这位师兄好没分晓，你送来这块烫手山芋，我能留他在市中心的大庙里惹祸吗？恰巧，大相国寺在酸枣门外有块菜园子，属于寺院的三产之列，原来管事的和尚不想在那个城乡结合部待了，正好鲁智深没处安排，就派到那儿掌管。

宋朝的开封很发达，即使隶属郊区的酸枣门外，也是人烟稠密之地。只要有人口，有买卖，有食肆酒店，有三教九流，就有泼皮。于是，那“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青草蛇李四”的泼皮出现了。这是两位档次较差、没什么气候的泼皮，其绰号，一个鼠，一个蛇，就注定了其委琐卑劣、出息不了的本质。真正称得上泼皮的泼皮，那气势要比他们地道得多。何谓气势？一曰本事不大，装出来特有本事；二曰勇气有限，装出来特有勇气；三曰横鼻子竖眼，装出来特别不好惹的样子。此辈通常游手好闲，横行街区，欺行霸市，逞雄一方。不是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就是打砸抢拿，坐地分赃。不过，若是碰到一个比他胆量大，比他敢下手，比他不怕死，比他更歹毒的对手，估计不交手还罢，一交手不死即伤，遂光棍不吃眼前亏，可以变得比孙子还孙子，比孬种还孬种。

宋代泼皮之发达，与当时商业之繁荣，经济之成熟，城市之拓展，市井之发达，有着莫大的关系。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畸形的朝代，它非常富有，但又非常孱弱；它应该很有钱，但总是入不敷出；它曾经不可一世，但总是不经一战；它拥有高度优秀的文明和文化，无与伦比的文学和艺术，但也是吃人礼教的滥觞所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达，资本运营顺利，商品周转频密，利润空间加大，整个社会财富的规模，要比春种夏播秋收冬藏的农业经济不知扩大多少倍，于是，一、这个社会养得起吃闲饭的；二、这个社会需要管闲事的；三、这个社会既然有养尊处优的不劳而获者，也就应该有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者。

由汉至唐，中国人基本不再以游牧为生，而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仰给于土地耕作，如鸡刨食，捯一口，吃一口的农业经济之中。如无天灾，差可温饱，如遇灾荒，就得饿肚子。因此，在这个农耕为主的社会环境里，一无生存空间，二无勒索对象的泼皮，也就无立足之地。故而，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泼皮”这个词。例如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那位荥阳公子落魄以后，沦落为职业哭丧者，下三烂之极，也不敢到平康里姐姐们所居之地，当一名吃白食者，或者，当一名打秋风者。按他包养上厅行首的资深嫖客本钱，完全可以以这等社会渣滓面目出现，可是他“泼皮”不起来，只能可怜巴巴地以讨饭为生。所以说，泼皮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副产品，只是由于城市商业运动的能量远超过政府行政能力，遂留下这些无法无天者的活动空间。

《水浒传》里那些梁山英雄，大多起家泼皮，习惯白吃白拿，也就不以为奇；即使原来的正经人，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如玉麒麟卢俊义大官人，也觉得要在江湖上混下去，不扯下脸皮而泼皮，无法生存。于是在士农工商阶层以外，不轨之徒，宵小之辈，匹夫之流，无赖之类，像寄生虫游走于“三不管”地界，以骚扰、胁迫、敲诈、勒索等手段，成为街区一霸，属正常现象。而打州劫县，对抗官府，占山为王，扰乱一方者，则是团体型的成帮成伙的泼皮，那就更不可一世了。

宋朝的泼皮分两种，一种是强梁型的，一种是无赖型的，“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属于后者。“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材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他们害怕新来的和尚不知深浅，砸了他们借以谋生的饭辙，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决定趁着给他祝贺上任、恭贺履新的机会，将他扳倒在菜园的粪池里，教训他一顿。这种无赖手段，下作营生，绝对是这些没什么出息，没什么本事，甚至也没有什么膂力的人才干得出来，很类似当下文坛上那些上不得台盘的末流评论家，发帖到网络上，靠骂名人出名，因为几乎不花什么成本，一个个干得十分起劲。

本来，这伙流氓无赖缠着扭着鲁智深，是想就势给点颜色看看，没料到那和尚如铁桩一样，休想扳动。鲁智深是谁？早看透他们的把戏，说白了，这位大爷可不是凡夫俗子，乃是披着和尚直裰的头一等泼皮。还未让他们得手，就飞起一脚，只听得扑通两声，说时迟，那时快，先将为首者踢进粪窖。一脚踢出去，两人掉进粪窖，可见功夫了得。这两个三等泼皮，没想到落得这样满身是粪、满头是蛆的结果，傻了。何况那粪窖没底似深，只是挣扎，也爬不出来。“鲁智深喝道：‘你那众泼皮，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打一救，搀到葫芦架边，臭秽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两个泼皮洗了一回，众人脱件衣服与他两个穿了”。接下来，“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

从这番拷问中，我们也就长了一点对于泼皮的认识：所谓无赖型的泼皮，一、等于鸟人；二、多为不成材的破落户；三、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本事、真功夫，但心眼儿比较肮脏；四、你要治得了他，他就俯伏在地，制服不了他，他就要消遣你、收拾你，使你日夜不宁。

而强梁型泼皮，又不同些，无论站直还是躺倒，都有个汉子形象。某种意义上，具有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所说的“英雄宁自毁也不龌龊而死”的壮烈情怀，他敢为他的“光荣”牺牲，绝不惜命。因为，他只能赢，不能输，连打个平手也不行。赢得输不得，是泼皮奉行不渝的宗旨。赢，他是爷，输，他是孙。问题在于他不能成孙，一旦成孙，他也就完蛋了。

后来，世界变了，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登场，小市民成为城市的主角，市侩主义，侏儒哲学，以及台湾柏杨先生所说“酱缸文化”，达到极致境地。无论怎样神圣高尚的原则，无论怎样高贵优秀的精神，都一律在铜臭中庸俗化、低俗化、恶俗化，那种古典色彩的泼皮，遂不多见，而如“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这类落水狗，输就输，败就败，一抹脸也就过去了的无赖型泼皮，成为主流。因此，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阿Q和小D，还有王胡，可能会扭打在一起，但绝演出不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血腥场面。

花和尚所以在五台山落发为僧，所以被打发到酸枣门外看菜园子，缘由却是因为这场打斗。话说渭州城里，状元桥下，那个肉铺掌柜郑屠，显然也是一个强梁型泼皮。既然敢自称镇关西，自是霸男占女、为非作歹的地头蛇。尽管他螃蟹走路，横行街巷，脚一跺，城门楼都乱颤不已。可他却是一个有眼力见儿的坐山虎，一看鲁提辖登门，亮出的那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伸出的那一双醋钵大小的拳头，就明白，这是一个不好惹的汉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八个字，他掂得出斤两，马上立正敬礼，小心翼翼侍候。

两个强梁型泼皮相遇，后发制人很重要，郑屠赶着赔笑脸，连忙上肉案，按鲁达的吩咐，亲自操刀。

泼皮挑事的经典手段，无非三者，一曰挑衅，二曰激怒，三曰动手。他先“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弄好了，“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接着，“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不傻，知道这主是找茬来了，笑着说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而鲁智深看挑衅不成，只好激怒；“洒家特地要消遣你！”然后，抄起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

一再退让的郑屠，忍无可忍，“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名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这正是鲁智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被激怒了，他要动手了，而且，出手在先，好！这求之不得的机会，岂能错过？鲁智深“早拔步在当街上”，因为店堂岂是大动拳脚的所在。郑屠其实不想惹这个入侵者，可他也是一个泼皮，泼皮的金科玉律，只能赢不能输，再也退不起了；再退，就是输到家了，输到家的结果就是，再也不能在渭州立足，那怎么行，只有应战。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人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由此，我们听得出来话外之音，他之所以要收拾郑屠，并非完全是为了金翠莲，起因虽是这位外乡女子受了欺侮，遂路见不平，扶难济厄。但更深层次，却是这两个泼皮之间，一为坐地的屠户，一为外来的提辖，在同一势力范围内，确立高低地位的冲突。在鲁智深看来，称得上镇关西者，只能是自己，而不是郑屠。我估计，花和尚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地盘，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中国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值得骄傲，但中国人的文明进化程度，却并不占有领先位置，甚至有些方面相当落后愚昧。就譬如地盘意识，说得不好听一些，恐怕与哺乳类雄性动物用尿液圈出领地的行为相差无几，至今还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盘桓着。我认识的几位故去的文坛老爷子，德高望重，是毫无疑问的了。可当他们健在，指点江山时，不也霸着那两亩三分地，生怕别人会去偷他庄稼似的。

这就是杨志卖刀为什么惹了麻烦的原因了，同样的理由，也是因为地盘，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打招呼，就在泼皮牛二的天汉州桥上，卖他那把祖传的刀。

本来，杨志是在僻静的马行街一带兜售那把刀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人要落到变卖祖产这地步，总是脸上无光的事。“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就出了事。因为，他进入了泼皮牛二的地盘。

我们都深有体会的，就以所谓的文坛为例，那也绝不是个免费开放，谁都可以进去玩耍的大众乐园。实际上，任何一个试图涉足文学者，如果你有雄心壮志，如果你想大展宏图，第一件事，就是要拜码头；第二件事，尤其是要拜对码头。想当年，文坛那几尊菩萨，拜谁不拜谁，学问大着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盘意识，你是万万不可疏失的。

杨志丢失了花石纲，丢掉差使，心中好不郁闷，这也是他相信体制，相信主流的结果，殊不知体制只是保护权力，主流从来听从强者，你一个没落分子，才不在体制和主流关心范围之中。傻乎乎的杨志认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卖一把自家的刀，还要跟谁打招呼，备个案吗？错了，先生，就在你吆喝时，麻烦来了，只见“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颠撞将来”。于是，我们终于一睹大宋王朝最典型的泼皮，牛二先生。

《水浒传》给他的出场诗，为“面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接着介绍：“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如今，像这位找“青面兽杨志”茬的“没毛大虫牛二”式的古典泼皮，可谓凤毛麟角。无论在口头上，文字上，已较少见到。这个没毛大虫牛二，你不能不钦佩他，他上无后台，下无徒众，旁无帮衬，单枪匹马，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物。凭其凶狠，官府办不得他，凭其撒泼，街坊惹不起他，至少在天汉州桥这一块，他背后既无官方和黑道的势力支撑，左右也无朋友和团伙的实力帮衬，单打独挑，霸占一块地盘，无人敢惹。

这就是宋朝的泼皮了。现如今，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下，不要说流氓、混混、青皮、光棍必须成帮成伙，方能横行霸道，就连西西里岛的黑帮教父，也得操控一个严密的黑社会家族组织，以铁和血的暗杀手段，才能左右政局，掌控财富。泼皮的集团化、联盟化，在这个世界上，已是趋势。当年的德、意、日轴心国，发动世界大战，眼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要当国际宪兵，说到底，因为有实力，有野心，而且总想当老大，才拉几个喽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的手段就是看谁不听话，就敲打敲打他，看谁不顺眼，就侵略侵略他，其实，与牛二在天汉州桥一站的德行，没有什么差别。

倒霉蛋杨志，先是失陷花石纲，丢了差使，后是遭遇梁山泊，不甘落草，这个一心想做好人的好汉，流落京师，却无好人相助，盘缠用尽，只好将家传宝刀拿到市场上换几贯钱钞。正好，逢着牛二，杨志不知底细，拿着插有草标的宝刀站在那里。插根草，就是可以出售的商品，这种集市交易标志，一直到清末民初仍在民间沿用。

牛二要买这把刀，其实是起哄，杨志当真，开价三千贯，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百元，按说不贵。牛二说：“什么鸟刀，要卖许多钱！”他只给三百文。杨志当然不卖，因为这是一把宝刀，“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牛二说那就试来看，结果铜钱剁了，毛发吹了，接下来，牛二要他做杀人刀上没血的试验，“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这才觉得碰到麻烦，“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

那泼皮耍无赖了，“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

杨志火了：“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什么！”

泼皮的特点，一是蛮不讲理，二是罔顾一切，他紧揪杨志：“我偏要买你这口刀。”

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

牛二道：“我没钱。”

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

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

换个别人，碰上牛二，只好认输，这刀恐怕就到泼皮手中了。

但杨志才不怕这个死搅蛮缠的泼皮咧，简直岂有此理，明摆着要逼老子乖乖就范，不由大怒。见他没完没了的寻衅，又是撞头，又是动手。正好，刀拿在手中，一时兴起，“望牛二sǎng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强梁型的泼皮，通常都是以赌命为其最后手段。一个比你弱的泼皮，他不认输他就得死；一个比你强的泼皮，你不认输你就得死，这就是泼皮的铁血法则。杨志敢当着街坊邻舍，要了牛二的命，其实，他也本着泼皮的这条金科玉律行事。所以，说到大宋王朝，不能不说泼皮。为什么说宋必说泼皮呢？因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氏兄弟，从他们得到这个政权，到失去这个政权，都是按泼皮的原则行事。

说到赵家两兄弟的陈桥兵变，这话就长了。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如此毫无准备，如此漫不经心，竟能获得成功，史无前例。在他以前，隋文帝篡北周，用了差不多半辈子工夫；李渊灭隋一统天下，浴血奋战数十载；五代十国的政权，虽然短命，但其称帝为王，也是从戎马生涯中，逐步跃登高位。无论革命也好，篡位也好；无论夺权也好，政变也好，哪有不殚精竭虑、费日耗时的准备？哪有不潜形谲迹、徐图大计的等待？而公元960年2月3日，行军至陈桥驿扎营的赵氏兄弟，撺掇军士哗变，从当日晚八点到次日早七点，一个对时都不到，赵匡胤套上那件黄袍，就算改朝换代成功而当上皇帝。然后，一边敲锣打鼓，一边舞枪弄棍，喧嚷进城，叫嚣进宫，简直儿戏一般坐上了龙椅。

王夫之说得最透彻了：“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底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宋论》）

一以黄袍加身，炒作造势；二以动刀动枪，兵变威胁；三以虚张声势，舆论压力；四以伪善面貌，连蒙带唬，从而骗取了柴荣寡妻孤儿的天下；其强拿强夺，其逼人就范，其鸭霸行径，其无赖嘴脸，绝非王者之道，用起哄架秧子的手段，夺得江山，乃地道的泼皮行为也。

如果当晚，闻讯的后周政权，立马实行宵禁，调动军队勤王，不让这位叛乱的都检点回师京城，在外无援军、内无接应的情况下，关在城外的赵匡胤，只有束手就擒。现在看起来，他之推三阻四，不肯穿那件黄袍，也是敢做而不敢承担的泼皮手段，怕万一不成功而留一手的光棍行径。赵匡胤比赵光义以及赵普之流，要清醒一点，一无周密部署，二无足够准备，三无群众支持，四无有力后援，这种绝对是脑袋一热的行为，朝廷稍有压力，当局稍加警告，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一哄而散。所以，他赖着不肯就位，其实也是在耗时间，看看四十里外的开封城，有些什么动静？一直到天快亮了，探子回来报告，城门大开，这哥儿俩合十称幸，真是命大，竟然侥幸成功，用了最小的资本——吆喝，取得了最大利润——政权。

这年，赵匡胤三十三岁，赵光义二十一岁。陈桥驿闹事三人组的另一个成员赵普三十八岁，此人能说会道，被那两个行伍弟兄，视作智囊。在中国，不豁出一身剐，是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赵普敢于介入两兄弟阴谋，也想趁浑水摸鱼捞一把，估计也是一个相当泼皮的家伙。没有一点泼皮舍命的精神，不敢陪着赵氏两兄弟玩这种黄袍加身的游戏。王夫之在《宋论》中对赵普这个“口给”之徒，看法很坏。“夫口给者，岂其信为果然哉？怀不可言之隐，相诱以相劫，而有口给之才，以济其邪说，于是坐受其穷。”至少在下面两件事上，他给赵氏兄弟出了不妥的主意（也许那哥儿俩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投了赞成票）。结果：“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

第一，“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太祖谋之赵普。普曰：‘翰取之，谁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谁守之？’而帝之辩遂穷”。赵匡胤很害怕唐代地方诸侯、世袭节度使的祸乱，遂哑口结舌。为此，遂有第二，提出杯酒释兵权，实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免得再来一次黄袍加身，从而对军队进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改造，以致“将不谙兵”、“兵不知将”，大大削弱战斗实力。

正是由于这个主意，使得由开封而北，悉为无险可踞的一马平川，大门敞开；加之军事力量弱化以后，难以阻挡长驱直入的北方骑兵。于是，大宋王朝三百年间，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用曹翰之策，延续柴荣的北伐胜势，收回燕云十六州，按照王夫之的意见，未必就是败局。而且，“孰是曹翰之奋独力以前，而可保坚城之遽下邪？”那么，以后“太宗之大举北伐”，也不至于“惊溃披离而死伤过半”了。“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则赵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

王夫之感叹系之：“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赵普有赵普的道理，他是泼皮，崇尚实力。他当然会认识到，在中国内战史上，北伐鲜有成功者，而汉之匈奴，晋之鲜卑，唐之突厥，所以给中原腹地造成战乱无穷的灾难，就是由北而南，居高临下，倾巢出动，势如席卷。北方多骑兵，铁蹄如风，行进神速，倏忽而来，急窜而去；南方多步兵，挖壕筑墙，常处守势，骚扰频仍，防范不迭。因此，中原主力即使赢了一时，未必守得长远。这位师爷所以彻底改变原来北周皇帝柴荣的战略决策，实施先南后北，发动对南方诸国的战事，也是揣摩透了赵氏两兄弟，这对“弋获大宝”的幸运儿，未必不作如此想。

石敬táng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自是奇耻大辱；收复失地，在赵匡胤心目中，也是责无旁贷的正事。因为不仅仅为了雪耻，而是为了中原的安全着想。失去屏障，焉有长治久安？但公元959年柴荣一举夺下宁、莫、瀛三州，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这样的幸运未必会降临到他头上。若循曹翰之策，倾全国之力投入北伐战争，与契丹决一雌雄，第一，他驾驭得了这场幅员广大，牵涉到整个北部中国的大战役吗？第二，他指挥得动那些曾经与他平起平坐的各路军头，以及他从未率领过的千军万马吗？第三，他能控制得住后方不给他制造混乱，而且对战事进行保障供给吗？第四，从泼皮的角度考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自然就是万事大吉了；万一双方胶着，战事不见进展，万一暂时失利，攻势受到挫败，万一敌强我弱，伤亡损失惨重，如此这般下来，他这个皇帝当得成当不成，就得两说着了。于是，他不得不认同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滑头赵普的“口给”之词，掉头向南，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唐等国。

赵老大持重，求稳第一，绝对是做正事的主，但不一定做得大事，他不敢北伐，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赵老二胆大，敢于行险，绝对敢于做大事，但不一定做得正事，他轻率北伐，同样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

赵光义，能坐上大位，有点来路不正。公元976年（开宝九年），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突然病死。当时在场者，只有这两弟兄。“烛影斧声”的这起宫廷谋杀案，连正史也无法回避赵光义因此而继位的谜团。紧接着，为了巩固帝位，想方设法，除掉对他造成威胁的可能继承人，如其弟赵廷美，如其侄赵德昭，由于其用心险恶，手段恐怖，连他的长子，都吓得神经错乱，成为废人。同时，他还将归降的南唐等国君主，相继鸩杀或毒死，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不做正事，却敢做大事的泼皮，为一新面目，为一壮声威，便轻率发动北伐战争。

太平兴国三年（978），在强攻大同，灭了北汉，消耗国力元气之后，既未犒赏三军，也未养精蓄锐，而是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于次年，发动全面的对辽战争。亲率大军，转戈北伐，于幽州（治今北京市）的高梁河（现在的西直门外展览路一带）遭到辽军的毁灭性打击，他也于此役中箭受伤，乘驴逃脱。太平兴国五年（980），又亲征伐辽，进抵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为辽军所败。雍熙三年（986），再次大规模进攻辽国。调遣三十万大军，兵分五路，结果溃败于涿州（治今河北涿州）的岐沟关。一而再，再而三，赵光义不得不按泼皮的定律办事，我输了，我就得从你眼前消失。从此，大宋王朝再也无力北伐。

说来也可怜，这个王朝就像一个成年汉子，老大一把年纪，还穿着开裆裤，面对强悍的北方，连国之根本的首都开封，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敌人的铁骑之下。试想，这该是如何地让中国人扫兴了。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契丹倾全国之力来犯，萧绰（即萧太后）及其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率兵亲征，声势浩大。先围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后抵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因为濮阳距离开封只有百多公里，对骑兵来说，在濮阳吃过早饭，到开封吃午饭足来得及。京师大骇，朝野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赵光义的儿子赵恒（即真宗），这个泼皮的第二代，既做不得正事，更做不得大事，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在一片迁都声中，幸有寇准力主抵抗。他的理由很简单，只要陛下前脚离开开封，后脚人心就散，后方一乱，前线必败。你还没有逃到目的地，就会被乘胜而来、势不可当的契丹骑兵俘虏。

他问寇准：“那怎么办？”

“只要陛下御驾亲征，辽军必退，国土自安。”

宋真宗是个脓包，“作战是你们将帅的事，我去何用？”

他开导这位皇帝，契丹萧太后已经四十六岁，尚能冒兵矢之险，任鞍马之劳，带兵打仗，咱堂堂大宋天子，竟不抵一位妇道人家，连上前线都不敢？先帝北伐时三十九岁，你现在三十六岁，年富力强，没有理由退缩。

赵恒还在犹豫之中，寇准就命令起驾，将这位大宋皇帝抬往正在交锋的澶州前线。

北宋时，黄河流向东北，夺海河直奔渤海。南宋时，黄河流向东南，由淮河直注黄海。此时的澶州，黄河穿城而过，一分为二，北城正是宋军和辽军鏖战之地，御驾到了南城，赵恒不想再冒险了，因为对岸传来的擂鼓声，号角声，厮杀声，浪涛声，吓得他魂飞魄散。寇准自然不能由他，戏曲里那个寇老西的倔强形象，史书上也有记载，他说：“陛下不过河到北城坐镇，算什么亲征？万千士兵就等着一睹天子风采，为国拼命。浮桥万无一失，即请陛下启程。”在寇准和众将领一再保证安全之下，宋真宗到了北城。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中，有这样的记载：“丙子，车驾发卫南，是日，次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即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辽太后和她的儿子，仗其骑兵优势，千里奔袭，直抵黄河。所以敢远离战略后方，孤军深入，就是因为看透了宋真宗的胆怯。如果说他的父亲赵光义作为泼皮，还敢屡次三番地北伐，而这个泼皮的儿子，竟然连西夏的李继迁，也不敢动一指头。按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一个“蕞尔之小丑，陷朔方，胁朝廷，而羁縻弗绝；及其身死子弱，国如浮梗，而尚无能致讨，且不惜锦绮以饵之使安”。那么，对萧绰和耶律隆绪而言，这等便宜，不要白不要，这等好处，不拿白不拿。“宋之君臣，可以虚声恐喝而坐致其金缯，姑以是胁之，而无俟于战也。则挟一索赂之心以来，能如其愿而固将引去。……故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关南之土，亦可得而得，不得则已之本情。”于是，“兵一动而使频来，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无难”。

宋辽两军，在澶州相峙多日。因为援军渐增，宋军形势见好，特别在澶州城下，宋军用床子弩，射杀辽营统军顺国王萧挞览，“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宋真宗不但不抓住战机，组织反攻，反而派出特使，力主和谈。这个窝囊废只是想立刻停战，其实胜负未分，你并非输家，干吗要允诺“地盘不让，给钱可以”，也就是不割地，只赔款呢？这就是宋朝的荒唐了。

据《长编》：“以殿直、gé门祗候曹利用为东上gé门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

澶渊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和约，是宋真宗赵恒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看起来，一代不如一代，这个泼皮的儿子，一到动了真刀真枪的时刻，立马就把脑袋塞到裤裆里去。由此可知，泼皮的没落版，为流氓；流氓的没落版，为瘪三；瘪三的没落版，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了。从他得知行贿契丹的额度为三十万，而不是三百万，那副大喜过望的样子，便大致可以了解宋朝的没落泼皮，是个什么德行了。

所以，你知道泼皮多少，也就懂得大宋王朝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