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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志节——为末代王朝殉节者，以宋为最

在《清史稿`忠义十》的最后，有两位殉清者，均为文人，对以杀戮起家的爱新觉罗王朝来说，为其在终结之日，增添了一点儒雅韵味。

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为王朝走到这一步承担责任才是。没有一个王爷或者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也没有一个都督或者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谁也想不到，补上忠义这一课，主演这出末日节烈的挑大梁者，却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一般文人：一为其文不着的梁济（为近人梁漱溟之父），一为其名不大的王国维，属于比小人物大一点，比大人物却小得多的中不溜秋之辈。因之，王朝闭幕，曲终人散，如此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古人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看来，大清王朝混得有点惨，竟找不出一位不怕死的忠臣，只好由两位不怕死的文人顶缸了。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首先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就不令人振奋。梁之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王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与屈原之投汨罗江，与老舍之跳太平湖，如此不约而同，如此殊途同归，不禁让人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一个人想死，方法多种多样，为什么都要选择赴水而逝、饮恨而亡一道呢？其实，大义凛然的这两位，完全可以殉出来一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效果，然而，从屈原起，到老舍止，中国文人所以只能这样窝囊地死，因为长就的骨头生就的肉，借给他胆子也不敢闹出什么大动静，于是，只有采取赴水这种多为弱者所用的手段。想想，也颇悲哀。其次，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的感觉。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这两位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七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十六年了。离王朝终结那天，相距七八年，十几年，时过境迁，已无任何耸人听闻的意义。

我翻了一下王国维自沉后的《奉天时报》，大篇幅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在北京前门外新民戏院演出时装戏《摩登伽女》，轰动京城。王国维的殉国义举只字未提，与数年前梁济从积水潭捞起来的情景大致相似，整个社会无声无息，全体公众了无反应。因为大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推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若对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市民，问他王国维何许人也，梁济何许人也，肯定是大晃脑袋，一问三不知。

显然，对这两位很晚的死，冠之以“殉”，已无任何意义。

但《清史稿》却定性这两位为殉国之士，为义民，那个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实，当人们已经淡忘脑后曾经拖着的那根辫子的时代，二位才扑通一声跳进湖里，除了个人具有作秀意义之外，那些曾经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照旧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那样：“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跳了，也就跳了，死了，也就死了，人们对这两位跳水者和他俩尽忠的前朝，已无任何兴趣。这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此快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这部《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嗣后为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三十三年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出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即积水潭）死，时十月初七也。遗书万余言，倦倦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划甚备。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留学。壬戌冬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即冯玉祥率军逼宫逐溥仪一事），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止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云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隆裕下诏逊位，民国开始纪元，这两位殉清“义士”，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非显赫之流，在前朝文武眼中，不过小八腊子罢了。那些王爷宗室不殉，那些高官勋爵不殉，那些阁老大员不殉，那些将军藩镇不殉，一向谨慎行事的这两位，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打算在新朝另求发达，但看一看，试一试，等一等，不急于即刻殉国之念头，肯定是有的。最后终于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夹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为最好的解脱，遂一头栽进湖里，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在中国历代王朝最后覆灭的时刻，总有或多或少慷慨激昂、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英勇赴义的殉节者出现，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有许多可钦可佩的人，但在这部《清史稿》中，殉节者之少，少得令人尴尬。最后一章《忠义十》，记录这个王朝末日的殉节者，也只有张传楷，直隶青县诸生；孙方楷，山东益都人；王乘龙，福建龙溪人；赵彝鼎，江苏江阴人；施伟，江苏高淳诸生；李泽霖，广东香山诸生；胡穆林，湖北江陵诸生，以及杭州望江门更夫某等，以殉节者身份进入这部官方史册才得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而且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没有一个天子脚下之人舍命亡身，为爱新觉罗王朝殉难。难道京城之人，由于太过于聪明世故，而装聋作哑？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身心俱废，百无一用，也就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就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yòu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而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所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也是情理之中事。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张皇出逃者，从死殉国者，整个北京城顿成地狱，绝对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而宣统三年（1911）大清帝国宣告结束，京城内外，若无其事，士农工商，毫不在意。除了龙旗换成五色旗外，店铺照常营业，戏院仍旧客满，饭馆依然满座，八大胡同的姐姐们，一如往常地送往迎来，花枝招展。而在清人谷应泰所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这个月却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之年。

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细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一、怀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成陷京师，帝崩于煤山，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死之。初，贼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翌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

二、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难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酹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后，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

三、左都御史李邦华闻难，叹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复何辞！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死，庶可无憾已矣。势不可为矣。”乃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拜，再拜，自经祠中。贼至，见其冠带危坐，争前执之，乃知其死，惊避去。

四、左副都御史施邦yào闻变恸哭，题词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yào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饮药而卒。

五、大理寺卿凌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破面，尽焚其生平所着述及评骘书，服绯正笏望阙拜，复南向拜讫，遗书上其父，有曰：“尽忠即所以尽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系帛奋身绝吭而死。

六、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犯都城，奉命守正阳门。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章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章明以头跄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乃遣其家人尽出，止留一婢在侧。章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取一扉，置上，加绯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绯自缢。嘱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七、左中允刘理顺，贼人城，理顺题于壁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酌酒自尽。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时谓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

八、太常少卿吴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势急，同守者相继避去。麟征遗友人书曰：“时事决裂，一旦至此，同官潜身远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归，贼已据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时传天子蒙尘，有劝公南归，不应。同官来，招之降贼，怒挥之户外，遂自经。家人救之苏，泣而请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诀。”麟征许之。先是，祝孝廉渊以奏保刘宗周被逮留京师。渊晨至，麟征酌酒，慷慨与别，曰：“自我登第，时梦见隐士刘宗周题文信国《零丁洋诗》二语于壁，数实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为！”相对泣数行下，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吴麟征绝笔。”书毕，投缳死之。渊为视含殓乃去。

九、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贼犯都城，奉命守德胜门。城陷，家彦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仆收其遗骸归。

十、左谕德马世奇，是日方蚤食，闻变，曰：“是当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书别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辞我去耶？”二妾言：“主人尽节，吾二人亦欲尽节。”

约数百有名有姓的明末英烈，都在思宗吊死煤山后的几天里殉难，或全家老少，或姻亲戚友，或主仆共命，或数代同堂，皆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史臣谷应泰叹曰：“怀宗宵旰临朝，唏嘘毕命。公主揕胸，妃后并缢。引经死社稷，遗诏爱百姓。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考其时，阖门同死者：中允刘理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宣城伯卫时春、驸马巩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与子俱死者：少司寇孟兆祥、儒生张世禧是也。母与妻子俱死者：枢部郎成德、金铉是也。妻妾从死者：大学士范景文、左谕德马世奇、简讨汪伟、御史陈良谟、勋丞于腾蛟是也。独身效死者：大司农倪元璐、中丞施邦yào、廷卫凌义渠、少司马王家彦、太常卿吴麟征、庶子周凤翔、给谏吴甘来、御史王章、陈纯德、吏部郎许直、兵马姚成、中书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百户王某、知事陈贞达、经历张应选、毛维张是也。闻难饿死者：长洲诸生许yǎn是也。凡此诸臣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

接下来，谷应泰曰：“若乃袁景倩之父子，并歼石头；万里之夫妻，同趋止水。甚者一门伏剑，阖室自焚。虽祖宗豢养之恩，亦怀宗拊循之效也。……又若李国桢斩衰送葬，绝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经亭下。以至菜佣汤之琼恸哭梓宫，触石而死，抑何尽节之多也。呜呼！石窌河西，尽有吾君之痛；风车云马，犹闻杀贼之声。予盖读怀宗之君臣，而叹其亡国之正也。”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连顺治都讲他的好话。虽然我们知道明朝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但是，他的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的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也加速了明亡的步伐。然而他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shěng不掩德，“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之众、杀身成仁之多的缘故。而在宋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已不是由于宋朝最后三位幼主的感召力了。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数以十万计的大宋臣民，与末代皇帝叫帝昺的九岁孩童，一齐在珠江口外的崖门跳海殉难。说到底，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帝昺，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同生共死。

赵翼在《陔余丛考》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地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

公元1272年，“襄阳被围五年……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顺等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阳。城中久绝援，闻顺等至，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六箭，怒气勃勃如生。”

公元1273年，“樊城被围四年，城陷，荆湖都统制范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即所守地缢死。部将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见之，叹曰：‘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公元1274年，“元兵进薄新城……元总管李庭攻破外堡，诸军蚁附而上，都统制边居谊度力不支，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犹力战，悉死焉。”

公元1275年，“元兵攻池州……通判赵卯发知事不济，乃置酒会亲友与诀，谓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曰：‘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非妇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弟侄，仆辈悉遣之。元兵薄城，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遂与雍氏同缢死于从容堂。”

公元1275年，“元军攻饶州，知州唐震发州民城守。时元遣使来取降款，通判万道同微讽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杀元使者。已而元军登陴，众绵散。震入坐府中，元军执牍使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

公元1275年，“初，特进、奉祠江万里，闻襄、樊城破，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至是元军执其弟知南剑州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池中，积尸如叠。”

公元1275年，“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闻贾似道师溃，江、汉守臣望风降遁，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僚与诀。……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

公元1275年，“常州告急，文天祥遣部将尹玉赴援……玉收残卒五百人，复鏖战，自夕达旦，杀元军人马，委积田间，玉复手杀娄十人，力屈，被执，元人恨之，横四枪于其颈，以棍击杀之，其部下皆死，无一人降者。”

公元1275年，“元阿珠攻扬州，既筑长围，于是城中食尽，死者枕藉满道，而李庭芝志益坚。”“戊寅，元阿喇罕破银林东坝，戍将赵淮兵败，与其妾俱被执，妾死之。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许以大官，淮佯诺，至扬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尔为男子，死则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杀之。”

公元1275年，“元将宋都木达进逼抚州，都统密佑率众逆战进贤坪，元兵呼曰：‘降者乎，斗者乎？’佑曰：‘斗者也。’麾其兵突进，至龙马坪，元军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枪，犹挥双刀，率死士数十人斫围南走，前渡，桥板断，被执。……宋都木达欲降之，系之月余，终不屈。复令其子说之：‘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统子，谁不怜汝！’怡然解衣请刑，遂死。”

公元1275—1276年，“李芾至潭州，元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城中守卒不满三千，芾结峒蛮为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及元兵围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义勉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辄杀之以徇。”“潭州被围，湖南安抚使兼知州李芾，拒守三阅月，大小战数十合。至是元阿尔哈雅射书城中曰：‘束下以活州民，否则屠矣。’不答。阿尔哈雅与诸将画地分围，决隍水以树梯冲。阿尔哈雅中流矢，创甚，督战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芾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复言者，吾先戮汝！’”“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蚁附登城。知衡州长沙尹谷寓城中，时方为二子行冠礼，或曰：‘此何时，行此迂阔事？’谷曰：‘正欲令儿曹冠带见先人于地下耳！’既毕礼，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即纵火自焚。邻家救之，火炽不可前，但遥见烈焰中，谷正冠危坐，阖门少长皆死。李芾命酒酹之，字谷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因留宾佐会饮，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霆赴园池死。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后杀我。’忠伏地kòu头，辞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自刎。幕僚陈亿孙、颜应焱、钟蜚英皆死。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

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每一页，每一面，都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这里流淌着的每一滴血，这里跌落下的每一颗泪，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节烈，什么叫忠贞，什么叫爱国，什么叫中国人。

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南宋末代皇帝帝昺的最后一天。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覆灭的这天，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殉国者达十万人之多，明末义民，瞠乎其后，元末清末的那些赴死者，包括梁济、王国维者，真是不值一哂。如今，我们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七百三十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天，那敌酋压境、难逃虎口、大海茫茫、无路可走、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

（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yòu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这是何其骇人的惊悚场面，数达十万人之多的殉国者共同赴海而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驯致棼扰。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驯致大命以倾，虽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版图变色，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上的忠诚。或许，更主要的，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明确的疆界、清浊的分野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时光的磨蚀，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是，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的。所以，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无论如何，他们的死不会触动我们的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fāng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早求死！’”“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载赵弼《文信国传》：“公至柴市，观者万人。公问市人，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纸笔为诗曰：‘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人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谢fāng得（1226—1289），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fāng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也是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卖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块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谢fāng得不想陪这个留梦炎作落水狗。“fāng得复遗书梦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才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政魏天yòu……逼之北行，fāng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欑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fāng得怒，弃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文天祥之死，为“元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十二月，杀宋丞相文天祥”。这时，宋亡三年。

谢fāng得之死，为“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yòu执宋谢fāng得至燕，不屈，（绝食）死之”。这时，宋亡十年。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他们所爱的故国早就山河变色，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反顾地不惜牺牲生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同样，爱国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就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的报国情怀，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灾难，每一次异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灵涂炭、山河变色、神州陆沉；每一次强敌来犯，都是奸淫烧杀、掠夺洗劫、铁骑践踏、赤地千里。当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当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张扬着爱国情操的中国人，就会挺身而出，就会前仆后继，这也就是宋朝之所以在其北宋靖康年间，南宋德yòu年间，涌现出那么多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演绎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高蹈志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