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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论稿》二十七、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

摘要：在清代，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互相勾结，通过勒索运粮官丁、贪污偷盗及领俸官吏共同分赃等活动，大饱私囊。其活动之频繁、手段之复杂，在历史上极为突出。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清太仓储蓄，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加重了漕运的负担，对广大纳漕地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的腐朽统治、仓官庾吏待遇的低下、仓场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中国历史上，仓官庾吏的营私舞弊活动相当严重，成为吏治腐败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特别是在清代，仓场官吏承袭了以往各种仓弊，大肆贪污索贿，其手段之多，胆量之大，更是骇人听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清代仓场官吏舞弊活动的猖獗，不仅严重地侵蚀了太仓积储，而且极大地加重了漕运的负担，对清政府的统治秩序以及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一

自秦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以后，封建国家为了满足京师皇室以下庞大官僚、军队等人员对粮食的日常消费需要，便建立了供输和存储两个系统，即：一方面，通过漕运这一供输系统向京师调运各地上供的漕粮；另一方面，以太仓这一存储系统保管及出纳漕粮。这两个系统紧密配合，对封建中央王朝的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物质保障作用。太仓无疑是封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不过，由于其组织的性质是出纳、保管巨额粮食，职责虽重，职事却相当繁杂细碎，大量的工作都属具体事务性的、甚至体力性的。所以，太仓内部人员设置的特点是：胥吏所占比例极大，而官员人数很少。

清代太仓组织大体上沿袭了明代的体制。如：设总督仓场衙门，作为最高管理机关，掌管北京、通州诸仓事务及天津至北京间运务。总督衙门设于通州城内，主官名为总督仓场侍郎，按清朝满汉复职之例，设满汉各一员。总督衙门之下有坐粮厅、大通桥监督和京通诸仓监督等属官，俱满汉各一员。其中坐粮厅负责接收漕粮及通济库出纳诸事，职责较重，地位也较高，例由部院郎员内简用述，其下又有州同、州判及库大使各一员。大通桥监督，负责通州至北京之间陆运事务，例由诸仓监督内补用。诸仓监督，分别负责各仓出纳、保管事务，一般由部院保送补用。除以上各级官员外，仓场组织内又有大批未入流的低级官、胥吏和役人。如仓场侍郎下有笔贴式四名，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之下有书吏十几名，闸官数人，应役的经纪一百数十人，车户数十人及脚夫数百人等等，诸仓监督下各辖旗员、书吏、攒典及小甲等吏人多名，应役的花户二三十人，通州仓又增雇夫头、甲斗一二十人。这些吏役承担繁重而具体的出纳、保管及转运任务。

清政府有鉴于前代仓场中广泛存在的贪污偷盗现象，采取了许多防范仓弊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其一，设立巡仓御史制度，以“总查仓弊”。清代前后虽略有变化，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设立了专职的巡仓御史。其二，在接收漕粮的关键环节上，除以坐粮厅具体负责外，又令仓场衙门和户部云南司加以稽核，所谓漕船抵通后，必须同时向“仓院、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其三，对仓官和庾吏的任期都作了限制，如规定，坐粮厅和仓监督一职任期2年，不得连任，雍正时，又将仓监督的任期减为1年。对吏役则规定5年一更换，禁止连续应役，以防止官吏长期盘踞仓场。其四，应役的胥吏、役人例由通州及周围几县有家业的良民充任，并连名互保，以防无业浮浪之辈混入。最后，颁行各种条例、禁令，严惩犯案者。如雍正时规定，仓监督任满后，由朝廷派人会同仓场侍郎检查仓储情况，对短少、氵邑烂者，“从重治罪”。

尽管清王朝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仓场中的贪官污吏采取各种手法进行贪赃活动，时而隐蔽，时而猖狂，横行于有清一代。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可谓无孔不入，但概括起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漕粮出纳仓场之际，利用职权对交粮官丁和领俸官吏进行索贿；另一方面，在转运、保管之时，监守自盗。于是，在清代历史上演出了无数幕贪赃枉法的闹剧。

在仓场组织内，各级官员因掌握诸部门领导大权，所以他们大都能够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牟利活动。不过，由于他们不直接经手出纳保管及转运等具体事务，因此他们通常采取假手他人的办法，指使、纵容属员贪污和索贿，然后坐享下属“孝敬”，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贪财行为显得较为隐蔽。综合各种记载来看，每年接收漕粮之际，是官员贪赃活动最活跃之时。清朝建国后，原已继承了明代仓场的陋习，即：各地漕船交粮时，附交一定比例的“茶果银”，总数达数万两，用以津贴仓物大小官吏。但官僚们根本不满足这些固定的收入，又分外巧取豪夺。他们利用对交纳期限、漕粮成色以及数量的要求和规定，指使下属肆意设置障碍，刁难交粮人员，以索取贿赂。清人指出：运丁有“抵通之苦”，苦在每办理一道手续，便遭一番勒索。其中到仓场衙门、坐粮厅和户部云南司投文，每船须交十两银。一般由与官吏勾结的所谓“保家”（即当地劣绅地痞）转交，“皆保家包送书办，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两”；当漕船过闸坝时，要向闸坝官吏纳银，所谓“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大约十余两银；交粮入仓时，又要交纳“仓官常例”，加上仓场其他部门的“种种需索”，每船还得纳银数十两之多，可称得上是雁过拔毛。若按每船交一百两计算，全漕六七千只船则要交六七十万两银的“买路钱”。如果运粮者在任何一个关口拒交的话，则立即受到报复，如投文时不行贿的话，随即便有吏役出票盘查，或押送取米，或押送过堂，“一票必费十余金”。如在入仓时拒绝行贿，仓吏也寻种种借口，或拒不接收，或肆意加罚。于是，各地交粮官丁只得屈服，备受勒索，这已成为仓场中不成文的陋习，而贿赂则被仓官庾吏视为禁脔。清人曾愤怒地说道：“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剥日深。”有清一代，这一现象日益严重，即使在雍正年间严查陋规时，也未曾消失，如雍正所说：仓场官吏“勒索斛费，每船至三十金”。

胥吏在勒索到大量银钱后，必须将绝大部分层层孝敬给官员，而官僚们则依据自己地位和职权的高低轻重，分别获得相应的赃款。仓场侍郎谢启光“贪图影射”，于各关“滥差多人，需索加倍”，又指使下属苛索漕船，“苦累运官交兑多费”，从而大获暴利，一时“秽声盈路”。坐粮厅因主管接收事务，所以收受的贿赂往往也多得惊人。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廷整顿仓场时，发现坐粮厅赫芍色勒索受贿，一年可得四五万两银，康熙颇含妒意地说：“赫芍色任坐粮厅十年，则已得四五十万矣”。诸如此类等等。

在平时保管、转运漕粮时，官僚们也不失时机地一方面纵容胥吏贪污，一方面接受贿赂。如在嘉庆十四年（1809）的通州仓巨案中，西仓两个监督当年从舞弊胥吏手里分别获得了2650吊和1000吊贿钱，这仅仅是案犯所供之数。类似记载，不绝于史。正如同治所说：此“乃积习相沿，踵而愈甚”。清末人对此曾有过惟妙惟肖的描述。

事实上，官僚是不会满足于间接索贿这一条贪赃渠道的，他们也常常直接从事贪污活动。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不少见，如康熙四十四年，清廷便查出了一桩坐粮厅与诸仓监督合伙贪污的大案。据记载，坐粮厅江□与诸仓监督对通州诸仓和通济库“积年侵蠹”，致使仓储亏空粮食九十余万石及大量银两，数量相当惊人。又如，同治元年（1862），清廷稽查通州中仓时，发现短缺二万五百余石粮，这又是仓监督荣魁等官员与吏人贪赃所致。

如果说官僚的贪赃行为表现得比较隐匿的话，那么胥吏的侵仓活动就表现得相当的公开，也更引人注意。他们利用具体经手之便，直接从事各种舞弊活动，在官员的纵容庇护下，他们的行动显得相当大胆，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正因为如此，仓吏也成为时论抨击的主要对象，被称之为“积棍”、“巨蠹”。胥吏侵仓的手段很多，其中在索贿方面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对交粮官丁挑剔米色，以成色不纯相恐吓；其二，有意量少，以数量不足来威胁；其三，故意拖延时间，以误期相逼；其四，以积年挂欠为名，责令补赔等等。仓吏在获得贿赂后，即使运丁所纳粮食确有问题，也可顺利入仓，或少受处罚。与此同时，当粮食出仓之际，他们又以多发米、发好米为诱饵，向领俸的官吏收贿。在贪污方面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偷梁换柱”，即偷盗仓中精米，然后以陈米填补；其二，私出“黑档”，即以作废米票私下冒领仓米；其三，“偷挖”，即在转运过程中，寻机偷盗，等等。仓吏的上述活动，在清代官私记载中可谓连篇累牍、不胜枚举。概括地说，索贿是仓吏最常用的、公开的手段，也是获取非法收入的主要途径。偷盗贪污虽广泛存在，但相对隐蔽，更多地表现在一部分仓吏身上。现整理出的嘉庆十四年通州仓舞弊案资料，可以突出地反映仓吏的侵仓活动。

嘉庆十四年五月，新任仓场官员密奏通州中、西二仓存在亏缺问题，引起嘉庆皇帝的重视，于是，清廷连续派员调查，从而揭开了仓场官吏、特别是吏役侵仓黑幕的一角。据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及供单可知，在通州主要粮仓――中、西仓内，吏役各自形成了盘根错结的贪污团伙，他们在官员的庇护下，长期从事侵仓舞弊活动，其中尤以西仓主犯高添凤最为猖狂。高氏原为京城海运仓书吏，嘉庆三年役满后，先后以其弟、其子及其表弟充当通州西仓甲斗头役（即量斛役夫夫头），正如高氏所说：这十余年间“其实仓中一切事务总是我一人办理”。在此期间，他串通西仓历任书吏、攒典、花户及役夫等，大肆侵仓。如他利用发放俸米的机会，以“放给好米并满量斛面，每石约多出米二三升”为诱饵，长期向领米官吏索贿，每石约得贿钱二三百至四五百文。又如嘉庆十年秋，他与书吏勾结，私出黑档米共三百石，获赃款一千八百吊钱。此后，他又与新任攒典合伙，先后三次出黑档米三千二百多石，贪赃一万五六千吊钱。再如，高氏在私自出米后，为了掩人耳目，只得经常“偷换廒座支放”，以次充好。其中在嘉庆十年，他利用向京城承运一万石土米的机会，私自掉换廒座，仅领土米八千四百石，暗中将所余一千六百石改为新米领出，然后将新米高价出售，再以低价收买土米填补，通过这一手法，高氏轻易地获得了二千吊钱；诸如此类等等。中仓团伙首犯为甲斗头役张连芳。张氏原名张有幅，于嘉庆二年到中仓充役，役满后，他先后改名张殿英及现名，连续三次充役。他的舞弊手法与高氏大同小异，如嘉庆十年，他利用向京城运老米（上等米）的机会，私开假票，多领老米一千四百石，不仅填补了以往漏洞，又获赃款二千多吊钱。

此外，在侵仓活动中，中、西二仓的其他吏役也各显神通。如书吏主要采取勒索运粮官丁的办法获取非法收入，据书吏潘氏供认，他们在接收漕粮时，向每船勒索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的“使费钱”，“就不挑检米色，含糊斛面，每石少收二三升”。如欠缺过多，在赔补时，也“止照口袋点收，不再过斛”。西仓每年有八十多艘船纳粮，他们便可以此获贿钱一千六百吊到四千八百吊不等。攒典则多通过开写假票据的办法，与其他吏人合伙作弊，获取暴利。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方便舞弊活动，防止他人告密，仓吏一般都结成团伙，集体侵仓。在获利后，他们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则，共同瓜分赃款，如高氏、张氏每次舞弊后，都要分给书吏、攒典等其他仓吏一定数额的钱，而书吏等也要定期从索贿的钱中分一部分给高、张氏。除此之外，仓吏对仓内外的役夫也进行收买，如高氏说：“这些人大半都是靠我吃饭，因此我所作各弊，从来没有举首”。承运仓米的车户因熟知仓中之弊，故在装运时也可多装多拿，仓吏则“不敢声张”。甚至小偷“钓扇”（即夜间偷米），他们也“不敢稽查”。

更引人深思的是，此案暴露了官僚参与、庇护胥吏舞弊的事实。据西仓案犯供认，他们在几次出黑档米后，为了逃避追查，便先后向两名仓监督分别行贿一二千吊钱。这两名贪官则声称“这原系仓上旧有的弊端，并不是从我们起的”。中仓案犯借换米作弊，也事先征得了仓监督的同意。难怪嘉庆气愤地说：历任仓场侍郎等官“俱各怠玩因循，毫无整顿”，而监督等“亦复通同舞弊，得贿分肥”，以致出现了仓吏“一气把持，无弊不作”的后果。

在嘉庆皇帝的直接干预下，以上舞弊案迅速得到处理，除将多名案犯抄家问斩外，又对仓场侍郎以下几任、几十名仓官予以处分，一时仓场官吏几遍遭问罪。然而，整治只能收一时之效，此后犯案记载仍不绝于史。如同治元年，通州中仓又出现仓吏于泳□贪污案。

道光时，著名学者魏源曾赋诗道：“通仓廒，通仓廒，仓胥拥之何其豪。国初点胥胥痛哭，近日仓缺万金鬻。”此诗深刻地揭露了仓吏豪横不法的行为，指出了低贱的仓吏成为重金争抢的奇怪社会现象。前案高氏以一介役吏的身份，竟能在京城开设米局、店铺，甚至雇佣打手，其所依赖者，不言而喻。清末人有这样的记述：这些经纪（仓吏）“都是很阔的”，就是“当个小工，每年都是很好很富裕的事情。还有总督的跟班和大通桥监督的跟班的，他们虽是官奴，他们的阔绰享受和气焰，比小官还强得多”，“就是临时雇用的装卸头，都是很好的事情，往往因为争这夫头，还有打死人命的时候”。一副副侵仓分肥之态，跃然纸上。

二

清代仓场中广泛存在的官吏侵仓舞弊现象，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清王朝的太仓储蓄，破坏了吏治，而且对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官吏侵仓活动的猖狂，给清朝太仓的粮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有关仓案的记载来看，长期的贪污舞弊活动，给太仓带来了严重的亏损后果。如清初谢光启之案，致使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这一数额几乎等于当时一年全国漕运的总量。此后，继任者依然效尤，结果使得顺治朝的太仓储蓄常常处于空虚乏力的状态。顺治曾发出了“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仓场徒有其名，竟无实政，是何情弊”的疑问。仓弊竟造成太仓“徒有其名”的后果，足见其危害之大。康熙时的江氏之案、嘉庆时的通州仓案等等，造成的损失都达数万石之多。这些还仅仅是个别案件所反映的数字，长期、大量存在而没有暴露的亏损，更无法统计了。正如查办通州仓案的官员所说：案犯所供米数与实际亏损之数相差甚远，“其中缘故不止一端，总因伊等历年舞弊”所致。《清史稿?食货志》曰：运军“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于此”。由此可见，太仓中相当一部分储粮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了，难怪时论称其为“硕鼠”。

其次，更严重的是，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极大地加重了漕运的负担，而这笔负担最终又转嫁到广大纳漕地区农民的头上。如前所述，各地漕运官丁抵达通州后，饱受仓场官吏的勒索，运输者为完成任务，只得穷其所有，以满足贪官污吏无止境的苛剥，成为所谓的“疲军”。仓官庾吏“寝食于此疲军”的现象也成为漕运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诚如清人所言：“自京、通视之，则运军为鱼肉”，运丁“别有身家为赔累之具”，其失之于此，必取之于彼。于是，运丁在纳漕地区收粮时，对交粮的农民及地方官“借名勒索”。清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正常进行，考虑到运丁遭受勒索的实际情况，只得下令在征收漕粮时向农民征收“加耗”等名目的附加税，专门用以津贴运丁。随着仓场官吏勒索的增加，规定的加耗也不足以应付。运丁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转嫁负担，加耗之外，便又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等名目的勒索。清中叶以后，漕运官丁勒逼州县又成为一大社会痼疾，所谓“自州县视之，则运军为刀俎”。道光时人指出：运丁肆意勒索，“州县资其鱼肉，若非百计刁难，何能饱其欲壑”。与此同时，地方官吏一面应付运丁勒索，另一面也借机横征暴敛，从中大饱私囊。于是“浮收”之弊日益严重，漕运总督及各地督抚为完成漕务，对此大都采取默认的态度。如有官僚公开说：“惟是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在种种名目加派的压迫下，广大纳漕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清人陆世仪在《漕兑揭》中揭露，入清以来，漕运加耗“日增一日”，如江南等地，正米百石，加耗到六七十两银，“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也”。到清后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如同治时人指出：地方官无不借办漕肆意浮收“藉公饱私，侵吞无数”。如山东省浮收竟为正额数倍，“民间视以为苦”。连当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描写。在此形势下，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魏源有诗写道：“旗丁若鹭鸶，仓胥若渔父。得鱼苏松江，吐鱼潞河浦。”将仓场官吏与运丁勒索活动分别形象地比喻为捕鱼的渔夫和鹭鸶，而鹭鸶与渔夫相比，自然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活动，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程度。在清朝全国漕粮的整个运行、出纳过程中，仓场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仓场官吏不仅与运输官吏和领俸官吏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同时，还通过运输官吏与纳漕省区的地方官吏发生了间接的关系。因此，仓官庾吏在出纳两方面的营私舞弊活动，势必引起连锁反应。一方面，仓场官吏勒索纳漕官丁的结果，促发了漕运官丁勒索纳漕地方现象的出现，加剧漕运部门官吏的贪赃活动。而漕运官吏勒索地方的结果，无疑又加剧了地方官吏的舞弊贪污活动。另一方面，仓场官吏假公济私，与领俸官吏共同舞弊，也加深了京师官吏的腐败程度。嘉庆皇帝曾针对王公、官僚这方面的活动愤愤地说道：“亲王等皆天潢一派，休戚相关，其于国计民生尚膜然罔顾如此，又何况大小臣工等之遇事膜置，毫不动心”，“而奸民乘机盗弄，冒领重支，囤和回漕，无弊不作”。可以说，在清朝整个吏治腐败的过程中，仓场官吏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难怪清人在论及革除漕弊时说：欲惠民先惠运军，饬运军须先自胥吏，欲饬吏须先自官。这里所说的官、吏，便主要是指仓场官吏。

三

清代仓场官吏营私舞弊活动的猖獗，其原因何在，清人对此议论颇多，然而，论者或偏执一词，或闪烁其辞，都没有全面说明这一问题，特别是不可能涉及根本原因。其原因究竟何在？通过对清代众多有关贪污记载的细致剖析，不难发现，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经济上的低俸制和政治上的一些障碍，特别是对吏入仕的限制，是仓官庾吏疯狂舞弊的主观、也是直接原因。清代建国后，承袭了明代的低俸薄禄制度，官吏俸禄相当低下。按清制规定：仓场中最高的官职――仓场侍郎，属二品高官，其年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两，月平均仅十两余，即使加上个别时期的各种津贴银，每月至多也不过二十两。坐粮厅及诸仓监督等官职，属五品至七品的中下级官，收入又要减少，月俸银仅六七两到三四两不等。这些收入当然无法满足他们超乎常人的、排场的生活之需。至于吏役的收入，更是微薄。顺治时规定，在京衙门书吏工食，每人每年支米四石，在外者支银六两。康熙时规定，仓甲斗、花户等役人，每人每年支米三石六斗，平均每月仅得米三斗。这些点收入只够维持吏人自己的生活，而无法供养全家生活。这种低下的俸制，既不能满足仓场官僚、特别是吏役的各种需要，也就无法使其从主观上保持廉洁，杜绝非分之想了。于是，仓官庾吏也与其他衙门的官吏一样，采取分外索取的办法，以增加收入。事实上，明清低俸制之所以能得以实行，就在于官吏的非法收入半合法化了，而大部分皇帝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如康熙所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另外，仓场组织因属于具体繁杂的事务性机构，远离权力中心，自古以来便受到士人的轻视。在清代，仓监督等仓场官职便属于升迁慢的猥杂之职，实际充任者多为年老昏庸之辈，就连嘉庆帝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这种政治上的障碍不能不对仓官任职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所以，他们大多不仅不能负起监督之责，反而常常与吏人合伙作弊，如嘉庆所说：“而监督等亦复通同舞弊，得贿分肥”。至于仓吏的政治地位就更为低贱。自唐宋科举制度盛行以来，吏人入仕的大门就基本被关死。在政治上受到压制和歧视的结果，于是出现了胥吏以牟利为主要出路的基本特点。入清以后，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仓场胥吏也就变本加厉地投入营私舞弊活动，成为唯利是图的寡廉鲜耻之徒。

其次，仓场管理水平的低下和监督制度的薄弱，是仓场官吏舞弊的客观原因。在古代计量手段、保管设施都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对浩瀚的粮食在出纳、存储等方面的情况，要想进行精确的管理，是极为困难的。其一，当数以百万石的粮食出纳仓场时，以斛斗手量，难免有一定的误差；其二，堆积如山的粮食在存储转运过程中，由于受到天气及鼠虫等自然因素的侵蚀，不免存在相当比例的损耗现象，这些误差、损耗又难以迅速统计出来。实际上，不要说对所有仓储情况详细了解，就是对其中一仓进行全面的统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清廷一般都采取抽查的办法，检查仓储情况，所谓“分起抽丈”。仓场管理上的这一缺陷，就为贪官污吏创造了侵仓的客观条件，他们也才敢于大肆从事上下其手、偷梁换柱及出黑档等等舞弊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仓场管理采取的监督措施，不仅漏洞百出，而且软弱无力。如作为仓场管理机关最高长官的仓场侍郎，仅在接收漕粮时赴通州办公，其余时间则留在京城，对通州诸仓很少过问。如嘉庆所说：“近来历代仓场侍郎，俱各怠玩废弛，毫无整顿，遂致奸胥蠹吏搀和抵窃”。而监仓御史一职，人数有限，又时废时立，近乎虚设，所谓“原为稽查弊端而设，今积蠹肆行，官吏?法，该科道等毫无觉察”。又如，按仓法规定，各级仓场官员、吏役都有严格的任职期限，不得连任。但这项法规并没有完全得到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于是，有任坐粮厅长达十年之久者，有连续更名三次充役者，也有以亲属不断顶替者，特别是吏役大都挖空心思，力图长期盘踞仓场，其结果是仓弊代代相传，积重难返。

最后，政治腐败既是仓官庾吏营私舞弊的背景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如所周知，在封建时代，施政服务的核心对象是皇室，裁决是非的最高标准亦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但从根本上讲，帝王又都是务求聚敛、贪图享乐的独夫民贼。因此，在缺乏法制保障、监督的情况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政治腐败便成为封建社会不可去之痼疾。清代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更为腐朽，官场上积弊日深，腐败之风大盛于前代。如康熙时，已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东海”指官僚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人（“淡人’指大臣高士奇）”的民谣。大臣明珠，则“货贿山积”。乾隆时的宠臣和?，大肆贪污受贿，其家产价值数亿两白银，数额之巨，前所未有。清人曾指出：“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贪风之盛，旷古未有。这样的政治环境和背景，就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到包括仓场衙门在内的整个官僚队伍。

综上所述，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在历史上是极为突出的，它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对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产生了恶劣的腐蚀作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与当时仓场官吏的收入和地位不高、仓场监督制度不健全有关外，更重要的是在于清朝的腐败统治。这都为后世留下了难忘的教训。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