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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论稿》二十四、宋代的军将和军大将

读过《水浒》的人，在最初看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样的名称时，都有点畏服之感，以为这是了不起的官职，但看到后来却大失所望，发现其地位并不高，甚至无力保护妻儿。如果熟悉宋代制度的话，便清楚教头不过是下级军吏而已。与教头的这种误解相比，宋代文献中军将、军大将带来的歧义就更大了。仅从字面上看，军将、军大将颇有军中将领、乃至大将之意，不仅初次接触这些字眼的人容易产生这样“望文生义”的错觉，即使是一些专业人员，如不细加考究的话，也不免有“雾里看花”之感。那么军将及军大将究竟为何职，其身份和地位又是如何的呢？

北宋人邵伯温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宋仁宗末，王安石在朝中任知制诰。一次，王安石夫人吴氏为丈夫买回一妾，王见后询问其出身，女子答道：妾之夫为军大将，因所押米舟沉没，只得变卖家资赔偿，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听后愀然不忍，于是忙将其遣送回家，并放弃付出的身价。此段故事当然是旨在说明王安石的高尚品格，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军将、军大将的一些情况，即：军大将担任漕运中押运漕粮的任务，在遭受损失后，须负责赔偿，为填补缺额，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无独有偶，南宋人罗大经在所著《鹤林玉露》一书里也有类似的记载，仅仅人物有所不同，说的是名臣冯京之父买一押漕军将之女为妾，后又送还其家的事。

从以上两件事的记载不难看出，宋代军将、军大将的地位是相当低的，事实上仅属无品低级武官，亦即军吏，其前身则是唐、五代时猖獗多年的牙将。牙将，又称衙将，是藩镇跋扈时代节度使的私属将校，也是藩镇武装势力的中坚力量。周密《齐东野语》称：近世（唐、五代）重武，地方割据者的公署被呼为“牙”，其随身士兵被称作“牙中兵”，武吏则称“牙前将”。后俚语将牙“误转为衙”，牙将又称衙将。到五代时，牙将又有了军将的称呼，其中资深者又冠以军大将之名。这在武人称雄时代是不难理解的，犹如明代时，宦官都被呼为“太监”这一原本属于宦官中级别较高者才有的称呼一样。有关牙将的情况，论述已很多，在此不再赘言。到北宋“收兵权”后，随着节度使自专军队、割据一方局面的结束，原来被视为心腹爪牙的牙将或军将，有的被编入禁军，充任低级军官，有的则继续保持原有名称，但实际上沦落为隶属地方的低级军吏，转而承担其他事物，特别是充当地方押运上供物资的专职人员。

北宋建国初，各地负责押运漕运上供物资的工作，是由当地服衙前役的乡民承担，但结果并不理想，所谓“此等乡村之民，而篙工水手及牵驾兵士皆顽恶无籍之辈，岂斯人可擒制耶？侵盗官物，恣为不法者十有七八”，等到亏损之时，全由押送者包赔，“亡家破产往往有之”。为了增强对漕卒、水手的约束力，宋太宗以后，开始起用一部分军将、军大将，也就是从前的牙将参加押运。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诏宣布：调遣牙将押运漕船，“勿复扰民”。以后，又几次下达类似的诏书，规定主要纳漕地区的江淮、两浙及荆湖六路，全部“差军将、大将管押”，而不得差乡村大户押纲。于是，这些军将、大将从此成为漕运中的专业押运人员，他们虽仍有“军”、“将”这样的武名，但原有的军职意义已丧失殆尽，其隶属关系也相应划归政府中的财经部门――三司，其升迁则由漕运组织依据所完成的工作量向三司保举。故他们又被称作三司军将、军大将。

宋太宗时，军将、军大将转为职业押运者后，其来源也规定由衙前役人中选补，即地方衙前役人参加押运，如能按规定完成三次任务，便可补为三司军将。同时，地方小规模上供物资的押运任务，仍由衙前役人承担，他们有时也被称作“里正军将”、“税户军将”。王安石变法时所解决的差役中的一种，就是针对这一部分人的。到宋徽宗时，因押运人员严重缺乏，又实行直接招募土人充当的办法，“充守阙军将，就近管押”，不过应募者必须“用家业抵保”。

根据宋代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军将、军大将的身份和地位都很低，既无通常所说的将的意义，更与大将丝毫不沾边，仅属无品军吏，其工作性质颇有些类似近现代史上旧式企业里的监工、工头。他们的主要出路是熬够年资，以升迁转官。另外，他们除了享有有限的俸饷外，倒是有随船贩运私货的权利。但总的说来，在常年的漕船押运过程中，既不免于寒暑辛劳，又负有沉重的包赔责任，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按规定，所运货物如有损失，军将或军大将要负责赔偿部分损失，如损失严重的话，押运者不仅升迁受到影响，而且要受到刑罚处分。因此，出现本文前述的那种倾家破产、卖妻鬻女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文发表于《文史知识》199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