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朝代历史

《宋史论稿》十四、试论吕夷简的政治“操术”

吕夷简是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抛开吕夷简生前死后褒贬不一的政绩不谈，其所谓的“操术”，也就是政治权谋却是极为突出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宋史》本传称：“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北宋史家王称也说：“夷简诚有绝人之才，故能达权而应变”。那么吕夷简绝人的政治“操术”究竟如何，又是怎样出现的，它与北宋的封建政治又有什么关系？这无疑是政治史上一个引人入胜而又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纵观吕夷简生平，公允地说其既非舍身报国的“诤臣”之辈，也绝非祸国殃民的“奸邪”之流，他在入相以后所表现出的显著的“操术”活动，是经历了入仕、沉浮及与宫廷交往的政界历程而形成的，而这个政界正是高度强化的北宋中央集权政治操纵下的舞台。也就是说，吕夷简的权谋活动是一个与北宋封建政治密切相关的复杂历史现象。

如所周知，经历了中唐、五代时期“臣强君弱”混乱局面之后建立的北宋王朝，从开国伊始就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措施，至太宗时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物极必反”的规律也使得此后的宋王朝逐渐丧失了生气，形成了政治萎靡的局面，臣僚过度屈从于君权，遇事少有作为，而两次北伐的失败更加剧了政坛的保守气氛。特别是“澶渊之盟”订立后，宋真宗为洗涮屈服的耻辱，大搞祭天祀土等宗教迷信活动，以转移国人的视线。一时间“天书”普天降、“祥瑞”遍地生，劳民伤财，“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如寇准之类敢言多谏之臣前后被贬出朝，如王钦若、丁谓之流谄媚奸佞之徒相继当国秉政，而如王旦、向敏中等更多的所谓贤臣只能依畏其间。史称王旦为政能持重，但不免于以宰相身份屡充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却不敢稍有违抗。向敏中则遇有难事，“但唯唯”、“复唯唯”、“亦唯唯”。在此形势之下，朝政日趋颓废，政坛上下充斥着消极惰性的气息，这便不能不对整个官僚队伍产生莫大的消极影响。不能说没有官员不关心时弊，然而，这方面的呼声和举措既显得微弱不堪，又难得受到重视，大多数臣僚都安于现状，“尸餐素禄”而已。

吕夷简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于咸平中释褐入仕的。吕夷简出身官宦之家，其从父吕蒙正为太宗、真宗两朝宰相。史称：“有是君则有是臣”，吕蒙正历两朝大政，惟“将顺德美”，以顺从稳重而著称。吕蒙正从政谨慎的特点无疑对乃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在已致仕的吕蒙正的推荐下，“夷简由是见知于上（真宗）”。应当说，在从政的早期，吕夷简尚不乏关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热情。他在历州郡长吏时，曾多次上言时弊，如从知滨洲代还时上奏：“农器有算，非所以劝力本也”，因其所奏“遂诏天下农器皆勿算”，有益于减轻农民负担。此举得到了宰臣王旦的赞赏。又如任提点两浙刑狱时，针对为应付京师宫观建筑所需，造成当地许多工徒死亡的问题，“夷简请缓其役，从之”。此外，在侍御史知杂事任内，也曾数度言事，如请真宗“责躬修政，严饬辅相”；揭露假冒李顺案；弹劾奸相丁谓党徒李溥；为遭难的寇准辩诬等等，一度“忤大臣意”，引起了权贵的不满。但吕夷简通过自己的出色才干和有利的背景关系（如吕蒙正之荐、辅相王旦和参知政事王曾之器重等），逐渐得到了升迁，至天禧时，官至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揆诸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吕夷简在进入中书之前既非庸碌之辈，亦非以投机取巧而见长。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其尚属中下级官员，还未接触到中枢错综敏感之事，故精明强干的吕夷简处事相对能做到率直敢言。从有关记载来看，其权谋活动并不显得突出。

乾兴初，真宗病死，章献刘太后辅佐年幼的仁宗垂帘听政，形势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吕夷简也从此一步步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朝政既使吕夷简大开了眼界，也使他开始卷入了险象丛生的政治旋涡之中。仁宗登基不久，朝中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猖獗多年的首相丁谓因久失人心，又“稍失太后意”，遭到素来不合的参知政事王曾等人的反对。王曾利用与丁谓关系密切的大宦官雷允恭处置真宗陵寝失误为契机，向太后密奏丁、雷专权不法事，于是雷允恭被降旨下狱。在审雷实则攻丁的狱案处理过程中，吕夷简以权知开封府的身份参与了此事，这也是其首次接触到的尖锐重大的政治问题，不管其从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如何，但吕夷简支持王曾反对丁谓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丁谓及其党徒遭到贬逐，王曾入相，吕夷简也同时官拜参知政事。形势虽然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但真宗以来紊乱颓废的政局却已积重难返，仅凭驱逐几个奸佞之徒是不可能解决多少问题，加上太后垂帘听政，依旧喜用顺从亲信之辈，从而形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换汤不换药的结局。通过乾兴初至天圣七年间吕夷简参政任内有关活动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从率直敢言向世故圆滑退缩的转变过程。吕夷简就任参知政事不足一个月，便赞助王曾劝太后将真宗朝伪造的各种天书随葬，以绝劳民伤财的荒诞之举再起。这无疑是一项大胆而又明智的举措，此举标志着多年“君臣如病狂然”的大规模迷信活动的结束。次月，当真宗“神主”入太庙时，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银罩覆神主”，吕夷简再加劝谏，提请太后远奸邪、奖忠直、辅幼主，“则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天圣元年，吕夷简与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鲁宗道受命主持茶法改革。权三司使李咨等针对以往交引榷茶法造成的诸多弊端，提出以通商性的“贴射法”取而代之，得到了吕夷简等人的支持。新茶法的实行，不仅有益于茶叶生产者和普通茶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然而，由于新法剥夺了旧茶法时大商人的暴利，“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因此引起了他们的猛烈攻击，“争言其不便”。于是，天圣三年，当新法中出现一些失误后，宋中央又以“三说法”取代了贴射法。从事茶法改革的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据史料记载，吕夷简等大臣“尝主变法之议，诏令分析”，张士逊称：“皆不出已”，矢口否认支持变法。但吕夷简并未推卸责任，而是据理辩护道：“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以此推之，颇有成效”，同时承认三司上报中存在虚数，“非执政能亲自较计”。此事虽导致他受到罚俸的处分，但连同以上几件事足以反映执政初期的吕夷简，尚保留着兴利除弊、遇事敢言的特点。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天圣二年合祀天地后，“故事，辅臣例迁官”，吕夷简带头“辞之”，从此成为定制，辅臣“惟加恩而已”。

然而，封建专制时代以人主意志裁决一切的原则，常常使正义无立足之地，迫使臣子唯命是从，以致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而官场的黑暗无道教训和熏陶着每个官员的灵魂，往往又使具有良知和抱负者最终走向反面。丁谓垮台与其说是由于奸佞不法，毋宁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失宠有关，与丁谓一丘之貉的王钦若虽名声败坏，却照样能在丁谓遭贬不久的天圣二年九月，因太后之意重登首相之位，“辅臣皆不与闻”。史称其为政“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上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故能至死恩宠不衰。天圣初的其他大臣，如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夏竦、张士逊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机者，虽无建树可言，但其加官晋爵并不受到任何影响。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特别是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的本来面目后，吕夷简的行为便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天圣六年，次相张知白卒，首相王曾向太后推荐吕夷简接替其职，枢密使曹利用则推荐张士逊。“太后以士逊位居夷简上，欲用之”，王曾提出：“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太后不得不同意。可是，此时的吕夷简已深谙朝中内幕：张士逊虽才不出众，但却是仁宗藩邸旧人，又有太后和曹利用的支持，而自己根基尚浅，不便与其相争。于是，他从长远考虑，只得压抑自己而采取了退让之策。吕夷简遂主动向太后表示：“士逊事上于寿春府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用之”，从而博得了“太后嘉其能让”的赞誉，然而这毕竟使得封建文臣为之终生奋斗的相位失之交臂。吕夷简的这次忍让举动，既是其政治生涯中权谋的一次重要运用，也不能不说是吕夷简加深理解封建官场精髓的反映。次年初，曹利用因“恃恩素骄”，与太后发生了矛盾，遭到贬逐。张士逊与曹互为奥援，“时人目之为‘和鼓’，利用得罪，士逊又营救之”，引起了太后的恶感。于是仅仅由于株连的原因而导致了张士逊的罢相。机会又一次来临，天圣七年二月，当王曾再次向太后推荐吕夷简后，“谦恭能让”的吕夷简终于获得了次相之位。

二

吕夷简拜相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朝政和日趋严峻的内外形势，他剪锋挫刃、韬光养晦，逐渐放弃了直言敢谏的特性，明哲保身成了其遇事理政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也可以说，吕夷简在深刻地认识了君权至上这一封建集权政治的内核后，调整了自己的从政方向和方法，承袭了宋初以来赵普、李沆、王旦以及吕蒙正等等前任为官的手段，并从寇准、丁谓两种类型的失败者中充分吸取了教训，以自己过人之才谨慎地处理与宫廷的关系，亦即充分施展“操术”，以“深结人主”。

吕夷简在“深结人主”方面施展的“操术”内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所谓的“和睦两宫”，亦即在章献刘太后操纵政局期间，调和太后与仁宗之间的矛盾。吕夷简入相之时，仁宗已经成年，具备了亲政的条件，刘太后虽已年逾六旬，但权力欲丝毫未减，继续垂帘听政，这就使得朝政处于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之中。如何处理好与两宫之间的关系，既是执政大臣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关系到其将来政治前途的敏感问题。从有关记载来看，吕夷简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一方面，吕夷简在处理朝政、特别是涉及太后利益之事时，尽可能地顺从太后，以取信对方。刘太后自听政以来，朝内外一些人为邀宠而投其所好，如有方仲弓者，在太后亲信宦官罗崇勋的指使下，“上书乞依武氏故事，立刘氏庙”，权御史中丞程琳也密献《武后临朝图》，大有劝刘太后效法武则天改朝之意。吕夷简深知此事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故对此没有支持附和，但为了赢得实权在握的太后的信赖，在其他方面却尽可能地顺从太后之意。就在吕夷简拜相四个月以后，首相王曾因曾反对太后在象征天子尊严的天安殿接受尊号册、受群臣庆贺长宁节，而“止共张便殿”，引起了太后的不满。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王）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于是被贬出朝。这无疑给初登相位的吕夷简敲了警钟。当年冬至，又逢章献太后寿辰，他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顾范仲淹等人的反对，率群臣和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又将范仲淹请太后还政的奏疏压下。另外，对太后“稍进外家”及外戚专横不法之事，吕夷简也吸取了王曾的教训，竭力回避。如太后兄家某宠婢“出入禁中，大招权利”，刑部侍郎赵稹“厚结之”，被擢为枢密副使，吕夷简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又如，天圣九年，太后之侄、蔡州团练使刘从德死，赠节铖、封国公，又“录内外姻戚门人及僮隶几八十人”，其恩泽待遇空前，从而引起了御史曹修古、郭劝等四人的“交章论列”。太后怒“下其章中书，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余以次贬”。作为首相的吕夷简在其中的行为是不言而喻的。明道元年，皇宫发生大火后，秘书丞刘越等官员在应诏言事中“请太后还政”，吕夷简对此也不表态支持。明道二年，年迈多病的刘太后谒太庙，“欲被服天子衮冕”，参知政事薜奎等人以为不可，但主政的吕夷简仍不加以阻拦，太后遂得以如愿。从诸如此类等等的事例中，可以窥见吕夷简顺从太后、尽可能回避与其冲突的史实。

另一方面，在一些关系仁宗地位、感情的重大问题上，吕夷简则运用权谋据理力争，从而赢得了仁宗的感激和信任。据史料记载，刘太后生前曾以真宗早夭长子托梦为由，将真宗异母兄弟元俨之子允初“养于禁中”，这无疑对尚未亲政的仁宗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允初“既长”，吕夷简深感不妙，遂坚请太后出允初，“命还邸中”。此举使得吕夷简一直到死后，仍能深深打动仁宗皇帝，这也是其之所以长期获得仁宗信赖的一块重要基石。还有一件令仁宗感激不尽的事是：明道元年二月，真宗顺容、也就是仁宗生母李氏病死，“章献秘之，欲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由于仁宗自幼便由无子的刘太后养育，故此时仁宗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仁宗亲政后一旦追究，主政大臣必然获罪。于是，吕夷简冒险主动入宫询问李氏死讯，“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刘太后随后独自出来质问其：“卿何间我母子也”？吕夷简则冷静地答道“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太后怒气稍消。吕夷简接着“请发哀成服，备宫仗葬之”。又一再坚决反对凿宫墙“以出丧”的非礼做法，并通过宦官向太后表达了自己的一番苦心忠言：“宸妃（李氏）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李氏遂得以礼入葬，李氏弟李用和也特迁礼宾副使。果不如吕夷简所料，次年太后刚死，仁宗便得知自己的身世，当有人反映李氏“死以非命”后，仁宗乃遣李用和开李氏棺查验，“后（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银沃之，故不坏也”，从而打消了仁宗对章献太后的怨气。吕夷简在仁宗生母李氏葬礼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他冒着很大风险据理力争的一次举动，也是其“操术”的一次高明运用。此举在消弭两宫之间芥蒂的前提下，既为赢得以后仁宗对自己的信赖打下了又一块重要的基石，又以替太后家族长远利益考虑说服了刘太后，同样获得了对方的好感。吕夷简的这一表现还在政坛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苏辙即评价说：“公（吕夷简）能以智辑睦两宫，无纤毫之隙”。

另外，吕夷简对尚未亲政的仁宗还不失时机地处处表现忠心。典型的事例如：明道元年皇宫发生大火后，百官欲入宫朝见，“而宫门不开”。后在辅臣的要求下，仁宗登拱宸门，群臣皆拜于楼下，但吕夷简疑心有变，“独不拜”。仁宗遣人问其故，他答道：“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仁宗遂举帘见群臣，吕夷简“乃拜”。这一忠心之举无疑给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吕夷简在章献太后听政时期“操术”的精明运用，对消弭两宫之间的矛盾及稳定政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博得了两宫的一致好感，从而得以“深结人主”，稳定了自己的地位。

宋仁宗亲政以后，吕夷简除了在大政问题上恪守成宪，不事更张外，又继续运用权谋取信于仁宗，在朝中依旧保持谨慎持重的忠臣形象。在仁宗亲政之初，吕夷简首先解释了自己以往未劝太后还政的苦衷：“大臣或及此，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仁宗“以夷简为忠”。有关吕夷简持重表忠方面的记载相当多，如：庆历初，仁宗因病“久不视朝”。仁宗病愈后，“思见执政”，于是急召二府大臣。但吕夷简闻命后，“移刻方赴朝”。入宫后，又不顾宦官和臣僚的催促，“愈缓步”。当仁宗问他何以姗姗来迟时，吕夷简答道：“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虑人心惊动耳。”仁宗听罢，大为感动“以为得辅臣之体”。又如，宝元中，御史台之长御史中丞一职久未任命，仁宗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引起了仁宗的怀疑。不久，仁宗便质问吕夷简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吕答道：“中丞者，风宪之长，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其选用当出圣意，臣等岂可铨量之？”仁宗听后连连点头。吕夷简在处理此事上的表现，是否如他表白的那样纯粹出自一片忠心，颇值得怀疑，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却确实令仁宗深感满意，“自是知其直矣”。

事实上，吕夷简虽非丁谓之流佞臣，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官位，也经常揣摸人主之意，通过一些逢迎活动，取悦于宫廷。如宗室原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礼，则普迁一官”。景?初，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欢心，提议超迁宗室位秩，“宗室听换西班官”，以致于“俸禄十倍于旧”。为了更多地了解仁宗的动向，使自己的举动得以“称旨”，吕夷简还深知拉拢宦官的重要性。天圣七年九月，吕夷简拜相初，便利用王曾罢相、自己独主中书的机会，提高了宦官的地位，“即升都知、押班（宦官官职）班次”。庆历初，又进一步提高宦官官秩地位“议者非之”。通过此类施恩活动，吕夷简与仁宗身边的宦官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往往能及时察觉到宫中的变化，采取必要的应变之策。如吕夷简第一次被罢相后，他便迅速从大宦官阎文应处了解到郭皇后从中作梗的原因，而他以后对郭皇后的报复，也是在阎文应的配合下完成的。

吕夷简通过诸如上述“操术”活动，博得了章献刘太后和仁宗的极大信任，史称：“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吕夷简病危时，仁宗剪须和药，以示关心。吕夷简死，仁宗又哭着对群臣说过“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的话。

三

在取得了宋仁宗的完全信任后，吕夷简为了进一步稳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再施政治操术，“党同伐异”，以便在朝臣中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在吕夷简这方面的权谋活动中，尤以打击对手之举最为重要和突出。可以说，吕夷简总结了历史上官场中的诸种尔虞我诈的手段，既残酷无情，又老谋深算，纵横捭阖，无计不用其极，常常通过三招两式便能击中对手要害，在不露声色之中获胜。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其中重要的事例如下：

其一，赞废后。据史料记载，明道二年四月，仁宗亲政初，吕夷简配合仁宗清除刘太后亲信，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等皆被驱逐出朝。吕夷简又“手疏陈八事”，提出多项施政主张。但政坛风云莫测，仁宗回宫与郭皇后谈到此事时，郭后很不以为然，“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于是吕夷简也被罢相，“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他最终通过关系密切的宦官阎文应知道了真相，“夷简由是恶郭后”。所幸的是，继任者张士逊素来无才，“天下蝗旱仍见，士逊居首相，不能有所发明，上颇复思吕夷简”。时隔五个月余，张士逊罢免，吕夷简再度拜相。吕夷简经历了这次打击，除了更加谨慎圆滑外，也寻找机会报复郭后。史称：“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然而在章献太后垂帘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仁宗亲政后，“上始得自纵”，美人尚氏、杨氏遂得宠。“郭后妒，屡与之忿争”，一次在与尚氏争执中竟误打了仁宗，引起仁宗极大愤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吕夷简不失时机地“因密劝上废后”，并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为先例，来打消仁宗的顾虑。权三司使范讽“方与夷简相结”，得到吕夷简的指使，也提出了郭氏立后九年，“无子当废”的理由。当左司谏范仲淹等人准备上奏劝谏时，吕夷简又“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于是终于将贵为皇后的郭氏废黜，随后再将继续劝谏的权御中丞孔道辅和范仲淹逐出京师。

其二，逐李迪。李迪在真宗后期曾为宰相，因受到刘后和丁谓的排挤，遭到贬逐。明道二年四月，吕夷简第一次罢相后，李迪再入中书，为次相。不久，吕夷简取代张士逊复任首相，遂与李迪同主中书。宋人对吕、李两人为政的特点曾评价称：“李公直而疏，吕公巧而密”。又说李迪拜相后，“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使独断专行的吕夷简深感不快，于是被视之为政敌。“吕夷简忌之，潜短之于上”。据苏辙说：“李公尝有所规画，吕公觉其非所能及，问人曰：‘李门下谁为谋者？’对曰：‘李无他客，其子柬之，虑事过其父也’”。吕夷简为除去对手谋士，采取了“欲取姑与”之术，遂向李迪表示要推荐李柬之，“即奏除柬之两浙提刑”。李氏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结果正中吕夷简之计。随后，吕夷简“欲倾迪”，又将被贬在外的王曾援引入朝，拜枢密使，以制约李迪。再利用治李迪姻党范讽之狱，采取株连的办法打击对手，指使御史庞籍“数劾讽”。当范讽、庞籍皆获罪后，吕夷简“欲因讽以倾迪，故特宽籍而重贬讽”。此外，还以李迪曾自己任命御史为口实，向仁宗影射攻击对手：“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景?二年二月，李迪终于被逐出相府。据记载，李迪事后对他人说过这样的话：“吾自以为宋?，而以夷简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其三，排王曾。如上所述，王曾在仁宗登基初拜相，曾力革真宗末乱政，“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吕夷简正是在他的屡次推荐下，才登上次相之位。当时，吕夷简“事曾甚谨”。据史料记载，李迪被逐前后，参知政事宋绶曾代表王曾向吕夷简表达了复相之意。并说：“孝先（王曾字孝先）于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复古（李迪字复古）”。吕夷简不仅“笑诺其言”，而且表示要将首相之位让于王曾，“吾虽少下之，何害？”不过，这一谦让之举纯属一种姿态，自然不会得到仁宗的首肯。事实上，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纵然是昔日恩公，只要对自己的权势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威胁，吕夷简也同样不能容忍。直言敢为的王曾做次相后，“吕公专决，事不少让”。如此以来，王曾“不能堪，论议多不合”，以致于两人“晚年睽异，势同水火”。景?四年，王曾乃据传闻向仁宗控告吕夷简“招权市恩”，但因证据不足，“帝不悦”，王曾只得自请罢相。为了消除仁宗的疑心，并博得仁宗的进一步信赖，吕夷简在做了相应的安排之后，也采取了暂时退让之策，主动辞去首相之职。

其四，卖宋庠。吕夷简第二次复相后，“同列不敢预事，唯诺书纸尾而已”。只有参知政事宋庠恃仁宗“厚遇”，敢于与吕夷简争论。吕夷简虽恶宋庠，但“上顾庠颇厚，夷简忌之，巧为所以倾庠未得”。庆历元年初，名望颇高的知延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一度与西夏元昊互通书信，又焚对方带有狂词的来信。此事传到朝廷后，吕夷简不失时机地借此巧设陷阱，以引诱宋庠。史称：吕夷简在中书“从容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何敢如此？’”宋庠以为其必“深罪仲淹也”，于是在上朝时请仁宗斩范仲淹。枢密副使杜衍坚决表示反对，“庠谓夷简必助已，而夷简终无一言”，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他答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仁宗采纳了这一意见。“庠遂仓皇失措，论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实为夷简所卖也”，宋庠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被逐出朝。与此同时，又以“朋党”之名将与宋庠有同年进士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朝。

其五，贬任布。庆历初，任布出任枢密副使，史称其为政“无所建明”，但好言事，多次与宰相吕夷简发生争议，“夷简恶之”。为了将任布逐出朝，吕夷简利用任布长子任逊“素狂愚”、喜议朝政的特点，以谏官为诱饵，教唆其上书言事。任逊不知其中有诈“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且斥（任）布不才。”任布事先发现了此书，便将奏书藏匿。吕夷简再唆使任逊上书，并揭露其父藏匿奏书之事。于是，任布遭到了仁宗的责问，侍御史鱼周询“也劾奏（任）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任布遂被贬出朝。其不肖之子“尚留京师，望谏官”，却被吕夷简借他事一同驱逐出去。

其六，也是影响最大则是以“朋党”之名对范仲淹等反对者的打击。景?初以来，吕夷简主政，独断专行，“进者往往出其门”，从而遭到了一些官员的非议。景?三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言仁宗皇帝，提出官员升迁、大臣进退“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和“四论”，“大抵讥指时政”，特别是对吕夷简专权表示不满，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戒仁宗。于是，引起了吕夷简的极大仇视，“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为了打击对手，吕夷简给范仲淹加上了封建帝王最为忌讳的“朋党”罪名，所谓“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范仲淹被驱逐出朝，鸣不平者和关系密切者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官员也先后遭贬。侍御史韩渎还在吕夷简的指使下，奏请仁宗批准，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的“朋党”之争的发端。诸如此类等等，不一而足。

吕夷简在运用权谋不遗余力地打击政敌的同时，又通过荐用庸才之术，从另一个方面为自己长期把持朝政服务。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如：景?四年四月，吕夷简将次相王曾排挤出朝后，采取了以退为攻之策，自己也主动辞职离朝。不过，吕夷简在卸任前却又施“操术”，即向仁宗密荐王随、陈尧佐“可用”，仁宗遂拜王、陈二人为相。据宋人揭露，王随、陈尧佐二人既庸碌无才，又年老多病，绝非宰相合适人选。吕夷简之所以推荐其，用意是很明显的，所谓“拔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觊他日上意见思而复相已”。果不如吕氏所料，王、陈主政后，措置无方，又与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意见不合，“数忿争于中书”，互不相让。于是，王随以养病为名，五日一赴“中书视事”，而陈尧佐“复年高，事多不举”，一时出现了“中书翻为养病坊”的嘲笑之声。右司谏韩琦等人遂上疏抨击宰执的无能、徇私，所谓“众望不协”，“引擢亲旧”，“今下至闾里之人，犹能扬言而非之，投书而谤之”，同时请用杜衍或吕夷简、王曾取代王、陈。在此形势下，时隔不到一年，王、陈以及韩、石等四人一同罢政，东宫旧臣、同样昏老的张士逊与章得象继任宰相。据说，张士逊再入中书，“又夷简密荐之”。然而，张士逊为政与王随、陈尧佐大同小异，史称：“时军兴，机务填委，士逊位首相，无所补，谏官以为言”。于是张士逊“不自安”，不得不数次“上章请老”。至此，吕夷简的精明才干便再度引起了仁宗的思念，康定元年五月，张士逊任相二年余致仕，吕夷简如愿以偿地第三次入为首相。

可以说，吕夷简在主政期间，通过运用政治“操术”取宠固位，排除异己，打击了几乎所有的反对者，而“进者往往出其门”。史称吕夷简任相之时，“同列不敢预事，唯诺书纸尾而已”，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形成了其独断朝政的局面。

综上所述，吕夷简进入中书以后，逐渐放弃了为政直言敢谏、兴利除弊的特点，转而全力投入取宠固位的权谋活动，一方面竭力“深结人主”，另一方面处处“党同伐异”，其心计之诡秘多变，手段之复杂多端，远远超出同时代人，遂以精于“操术”闻名于史。吕夷简善用“操术”现象的出现，既是封建君主集权时代官场通病的具体体现，也是北宋真宗以来政治趋于萎靡状态下的特有产物。而吕夷简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又进一步对朝政带来了消极影响，加剧了北宋官场的无道，就连此后的许多所谓守正之臣也深受感染。正如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所著《宋论》里所指出：“（吕）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文彦博（矣），而亦利用夷简之术，以自挫其刚方之气……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

（原文发表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