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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秦陇地区的经济：秦陇地区经济

北宋时期，秦陇地区的农业、畜牧、商业、手工业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且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及区域经济特色。

一、农牧业

北宋时期，秦陇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其特点。这里农耕区与畜牧区并存，农牧业生产有所发展。文彦博谓：“臣窃见秦凤、泾原沿边熟户番部比诸路最多，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韩琦曾言：“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耕牧自足”正表明居住在城镇边、河谷区的吐蕃部族的经济类型，既从事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也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以补充牧业生产的不足。

（一）农业生产发展

秦陇属于安多藏区的一部分，在吐蕃王朝中后期已成为吐蕃王朝的重要粮食基地，“军粮兵马，半出其中”。10世纪以后，秦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熙、河、洮、岷、兰、叠、宕等州沿河地带也成为宋代的主要农业区。

这一时期，秦陇地区农业生产发展，传统的农产品主要有小麦、大麦、青稞、荞麦等。陇南地区多生产大麦，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率军入岷州，瞎吴叱及本令征归附，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由此可见这一地区大麦产量高，种植广。这一地区青稞产量也高。崇宁五年（1106年），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亩收五石，粒当大麦之三”。

麻类作物也在秦陇得到种植。宋代主要的麻类纤维作物有大麻、苧麻与葛麻。大麻的适应性很强，不论在干燥炎热或高寒地区均能生长，故种植面广，遍于南北，凡不宜种桑柘、苧麻之地，均种有大麻。麻类纤维作物的地理分布比桑柘广，其种植区域“比桑柘向西延伸了许多”。庆、原、泾等州也都是产麻地。

北宋统一后，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南北农作物品种交流。原来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致使一部分土地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宋政府认为“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令南方各地劝民益种诸谷，而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神宗即位，立志改革，兼制西夏，开拓边疆。熙宁（1068-1077）年间，宋朝攻占熙河地区后，将南方的水稻也引种到这里，洮河沿岸开始种植粳稻。熙河地区的农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正如《熙州行》诗中所写“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女桑被野水泉井，吴儿力耕秦妇织。”

（二）畜牧业具有优势

秦陇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牧业经济的历史传统，使其具有发展畜牧经济的优势。陇南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草场面积分布广，牧草茂盛，品种、品质均为上乘，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宋代秦陇地区的畜牧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不定居游牧经济，大约居住在洮水以南、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吐蕃部落从事的是纯游牧型经济，他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畜牧业，同时以狩猎为辅。居住在秦、渭、泾、原、熙、河等地的吐蕃部族则大多从事半农半牧型经济。

秦陇地区的畜牧业品种众多，有马、牛、羊、猪、骆驼等，但以饲养马、牛、羊为主。养马业在秦陇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多藏区的马最有名，有养名马的传统，在藏文史籍中有“安多马区”之称。宋人也皆知其地产良马，吕颐浩言：“今秦州接连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

六谷马，即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所产的岔口驿马，为全国名马之一，被誉为活着的“天马”。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不论是体形、神态的潇洒雄骏，还是蹄踏云雀行空的蹓蹄奋进，均与驰骋中的岔口驿马酷肖无二，这说明岔口驿马声名远扬。

河曲马，是产于黄河河曲（今甘肃玛曲县）地区的良种马，即今所称的南番马。宋代流传至今著名的李公麟《元祐三马图》，其中就有两匹为吐蕃奇骏。黄山谷以诗赞颂曰：“西河骢作蒲萄锦，双瞳夹镜耳卓锥。长楸落日试天步，知有四极无由驰。电行山立气深稳，可耐珠鞯白玉羁。”

宋政府欲利用吐蕃地区自然条件及蕃部善养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宋官府养马的弊端，节省开支。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神宗询问养马利害时，王安石回答说：“今坊监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宜马，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取地利又不少。”

秦陇地区牛羊的产量也很大，文彦博所言“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反映了秦凤、泾原地区畜牧业生产的状况。熙宁六年九月，岷州吐蕃献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十月，王韶收复熙、河数州后，获马、牛、羊数以万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韶破踏白、阿诺等城，获牛羊八万余口。仅熙河地区牛羊的产量就如此庞大，反映出畜牧业种类多，产量大，正是宋代秦陇地区畜牧业兴盛的表现。

二、手工业

北宋时期，秦陇地区以当地的农牧业产品及丰富的矿藏为原料，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手工业，如采矿、金属加工、皮毛加工、酿酒、建筑、制陶等，其门类众多，水平不一，但在甘肃的经济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秦陇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带有明显地域、民族及民间性的特点。

（一）金属加工制造业

宋代的秦陇地区，散居着众多的吐蕃部族，金属加工制造是他们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其中兵器的制作是吐蕃人传统的手工业，久负盛名。早在吐蕃王朝时，就已十分重视兵器的制作。入宋后，吐蕃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刀、剑、枪、矛、弓箭等兵器的制作已有专门作坊制造，铁甲胄是其名品。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中对吐蕃制作铁甲胄作如下记述：“青唐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匵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这种冷锻铁甲的出现，说明工匠已掌握了冷锻金属处理工艺，具有精湛的金属加工和冶炼技术，其兵器的制作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这种精良的铁甲常作为贡品向宋朝奉献。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岷州吐蕃首领瞎吴叱与本令征向王韶贡献铁甲五十领。由此可以推断，甘肃地区设有较大的金属锻造手工作坊，其冷锻铁甲数量较多。

散居在秦陇地区的众多吐蕃部族的生活器皿多用金、银、铜、锡等制作，其日常生活用品有金佛像、金瓶、金镜匣、银枪、铁衔、铁镫等，所以金属日用品加工制造也较为发达。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民间生产“嵌□石、铁石之类，甚工巧，尺一对至五六千”。还生产一种“番镊子”非常有名，价格昂贵，“每枚两贯”铜钱。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民“善造铁衔、镫”等。

秦陇地区虽然铜、铁矿藏丰富，但开采量不大，所以铜、铁加工业的原料主要依靠宋朝的输入以及将铜钱熔铸成其他器物。早在宋朝之前，铜钱已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宋代除四川流通铁钱外，其余地区流通铜钱，秦陇是铜钱流通地区之一。秦陇吐蕃人获得大量铜钱的办法是入宋求购铜钱。文献所载：“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销熔千钱可得精“铜三斤十两”，制作器物，获利数倍。大量铜钱流入秦陇地区，虽弥补了秦陇地区铜料的不足，但销铸铜钱不利于秦陇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皮毛加工业

皮毛加工是秦陇民族地区另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由于秦陇畜牧业的发展，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加之秦陇地区的吐蕃等民族“衣皮毛”，“衣率毡韦”，所以皮毛加工首先满足本部落的家庭内部需要而进行生产。秦陇汉蕃人民大量生产的毛制品主要有毡、褐、毼，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适于做各种御寒的靴子、帽、毡帐等。庆州等地向宋朝进贡的物品就有白毡和紫茸毡等。

褐是用牲畜的毛或粗麻制成的，褐有毛、麻二种，用牛、羊毛捻线粗织而成即为毛褐，吐蕃人一般用毛褐制衣。在吐蕃市场上流通的毛褐种类有“茸褐、驼褐、三雅褐”等。褐是秦陇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唐朝中期，河、洮、兰等州就是以褐作为当地著名的土产进贡的。吐蕃与汉人杂居的泾州是褐的主要产地之一，织褐成为当地蕃汉人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宋人称赞道：“泾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铁钱至四百千。”这种泾州所独有的“方胜花”是毛褐中的精品。毛褐是秦陇汉蕃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又是输入中原地区的重要商品，其生产量较大。

毼即□毼，是一种毛制品。《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言：“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也称作罽毯，藏族人称为氆氇。《正字通》谓“□毼，毛席，中天竺有毼毾□，今日氆氇，秦、蜀之边有之。似褐，五色方锦。”就是今西北所产的挂毯。毛毼是藏族人名贵的传统手工制品，宋朝攻占熙河地区后，毛毼就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贡品。

（三）酿酒、建筑、手工业等

酿酒业也是这里传统的手工业。秦陇的吐蕃部族居地多在高寒山区，饮酒可增加体内热量，抵御凛冽酷寒，于是酒便成为吐蕃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人“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宋史·吐蕃传》则谓吐蕃人“嗜酒及茶”。唐高宗永徽初年，汉族的酿酒技术就传入吐蕃，西域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也早在唐代就流传在河陇地区。原来生活在青海地区与吐蕃为邻的党项人“虽不知稼穑”，却能“求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至宋代时，随着农业的发展，这里的酿酒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出现了许多手工作坊。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韶在通远军（治今甘肃陇西县）一次就收取蕃部酒坊三十余处。由于酒的需求量大，酿酒利润高，在熙州新堡寨、安乡城均有吐蕃酋豪开设的酒坊、酒场，并自募人从事生产，而宋政府无法干预。

秦陇地区还有建筑、制石、制陶等门类的其他手工业。宋代秦陇地区出现大批城镇、庐舍，仅河州南川寨就有庐舍二万五千区，说明建筑业发展。吐蕃部落所筑的城分为简易与复杂两类。比较简易的城用时短，建筑简陋，采用夯土版筑的墙体，数日即可完工。还有一类是较复杂的城。吐蕃首领居住的洮州城，“北城周四里，楼橹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楼橹七，跨洮州为飞桥”。这种城镇不仅要建城墙，还要筑楼橹，并且跨越洮水，在两岸分筑两城，用浮桥连接起来。精湛的建筑技艺还在宫室、寺院、佛塔等建筑中得以表现。熙宁（1068-1077）年间，宋朝在熙河地区修建了许多佛寺，其中在岷州修建的广仁禅院规模宏大，有四百六十区，宫殿巍然，雄伟壮观，中原人士也赞叹“吾土之未尝有也”。这种复杂的城池结构、精湛的佛教建筑可与汉地相媲美，充分反映了秦陇建筑业的发展。

秦陇吐蕃地区的制陶业也有所发展。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历史上曾是黄河以南吐蕃部落的居地之一，部族繁盛。在今合作市曾出土一批宋代吐蕃风格的陶器，有陶瓶、陶鼎等，其中鼎足为蹼状。这些陶器反映出宋代当地的吐蕃部落能生产陶制品。

蜜、蜡也是甘肃地区的特产，秦、岷、阶、成等州生产的蜡烛颇有影响，成为进贡的物品。

宋朝时期，秦陇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况，某些部门很先进，有些方面的生产却很落后，整体发展水平不能与中原内地相比。

三、商业贸易

北宋时期，秦陇与中原地区以民族贸易为特色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市场。这一时期，秦陇地区的商贸活动主要分为贡赐、边境、城镇市场贸易三种方式。

（一）贡赐贸易

这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经济活动一般说来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等价交换，往往是“回赐”价值高于“进贡”价值。尽管如此，“互通有无”却是这种经济活动客观上遵循的一个原则。甘肃地区的民族或政权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与宋朝进行贡赐贸易，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有的马、驼、牛、羊等畜产品与其他土特产以进贡、朝贡的名义奉献给宋朝政府，从而取得一份回赐。

一是贡赐贸易频繁。宋朝建立后，秦陇吐蕃对宋朝进贡逐渐增多。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凉州“僧吝毡声、逋胜拉蠲二人求通道于泾州，以申朝贡”。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九月，吐蕃各部又入宋献马，宋太宗在崇政殿召见吐蕃酋长，并“厚加慰抚，赐以束帛”。淳化二年（991年）、五年（994年），权知西凉府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折逋俞龙波分别来贡。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凉州吐蕃当尊以良马来贡。第二年七月，吐蕃都总管后临曳于率六谷蕃众赴宋朝献名马。特别是宋真宗一朝，秦陇吐蕃进贡更为频繁。咸平二年（999年），吐蕃裕勒榜族首领多拉来贡。真宗在位二十年，秦陇吐蕃几乎年年入贡，其他各朝进贡虽有多有少，但贡赐关系始终维持着。

二是贡品数量大。凉州吐蕃向宋朝进贡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名马，其数量往往以千计。真宗一朝，吐蕃贡马两千匹以上的就有二次。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西凉府吐蕃首领折逋游龙钵赴宋，献马两千余匹。咸平五年（1002年）十一月，吐蕃六谷首领潘罗支遣使来贡马五千匹。宋政府“准诏估蕃部及诸色进贡马价”，并厚给其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十月，凉州吐蕃首领厮铎督与潘罗支子失吉又遣使贡马，按“厮铎督马三匹，估值百七十贯，潘失吉马三匹，百一十贯”来计算，大约一匹马的回赐钱在三十六贯至五十六贯之间，五千匹马的回赐钱少则十八万余贯，多者二十八万余贯。宋真宗除回赐马价外，又赐厮铎督“所进马每匹赐银五十两，失吉马共赐百五十贯，仍赐锦袍、银带、衣著遣之”。这充分说明凉州吐蕃与宋朝之间贡赐贸易数量之大。

三是贡品种类多。除马是大宗进贡物品外，还有牦牛、骆驼、狮子、犏牛、象牙、乳香、玛瑙、犀角、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物。则中原地区所需物品都被作为贡物运来进贡，每一次进贡实质上就是一次商品大展销。这些物品或是本地的土特产，或是与西域、中亚各国商人贸易中得来之物，而回赐物常是茶、彩、锦袍、药等当地所缺之物。

（二）边境贸易

秦陇地区与宋朝的边境贸易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榷场贸易，即蕃商携带商品到宋边境地区的榷场或博易务进行合法的买卖；另一种是汉商和蕃商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私市。这两种形式的边境贸易都十分活跃，而且民间私市有时更为盛行。

1.榷场贸易

北宋时，官方置市及与吐蕃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地点就是秦州。秦州天水郡，在汧、渭之间，诸羌杂处，又在渭水南岸，控接三蜀，是陇右通关中、蜀中的三岔交会之地。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必然使秦州成为西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入宋后，由于宋夏战争的需要，使战马的需求量增大，宋政府先后在秦、渭、原、仪、环、庆、阶、文、成州等地设置买马场。买马场虽然以买马为主要任务，但并非只单一进行马贸易，因为“蕃部出汉买卖，非只将马一色兴贩，亦有将金、银、斛斗、水银、麝香、茸褐、牛羊之类博买茶货转贩入蕃”，实际上起到了榷场贸易的作用。除了买马场贸易外，秦陇地区还设有折博务与市易务，熙宁五年（1072年），权三司使薛向言：“延、秦、庆、渭等九州旧皆有折博务，召商人入刍粮钱帛，偿以解盐，岁收缗钱一百六十六万，而秦州当四十万贯。”元丰二年（1079年），宋政府在陕西凤翔府增置市易务，此与甘肃的秦、熙等五市易务相为表里。折博务与市易务的贸易也主要是与吐蕃、党项等族的交易。

熙河之役前，秦州是秦陇地区与宋朝交易的中心，但此时宋政府已有将贸易机构迁入吐蕃腹地的设想。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一日，同管勾秦凤路经略使便宜行事王韶言：“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千万贯。”王韶的设想得到官方的赞同，下令在沿边置场，与吐蕃市易。熙河开边后，宋朝更是将贸易机构直接设置到吐蕃部民地区，先后在秦、凤、熙、河、兰、岷、湟七州设置市易务或榷场。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又在镇洮军置市易司，而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息本钱五十七万余缗。熙宁六年（1073年），宋政府将贸易中心移至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宋朝在熙河地区设场市易后，获利丰厚，熙宁年间，以“市易茶盐场息钱并酒税课利充籴本”，在熙河地区“每岁籴军粮二十二万石、马料一十万石，买草八十万束”。元丰元年（1078年），实获利为“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贯石”，到第二年，则为“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贯石”。仅从宋朝在熙河的获利，就足以反映出秦陇地区榷场贸易的繁荣。

2.民间贸易

这一时期，汉蕃商人之间的走私贸易也极为活跃。其走私物品不仅贸易量大，而且种类多，金银珠宝，药材香料，农副产品，手工业品，无所不有，其中，盐、茶、马三项是大宗走私商品。

宋统一全国后，虽然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变革不常，尤重私贩之禁。宋政府多次颁布盐禁，严惩私盐贩卖。淳化四年（993年）八月，宋太宗下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募邻里告奸，差定其赏。行之数日，犯法者甚众”。时至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宋还专门修定了“私贩解盐断罪告赏条格”，规定“自今与蕃商博易解盐之人徒二年，二十斤加一等，徒罪皆配邻州，流罪皆配五百里。知情引领、停藏人与同罪，许人捕”。尽管法令严厉，并且奖励告发，但私盐博易已成风气，屡禁不止，无济于事。

由于吐蕃人的饮食结构是以肉食为主，“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因而吐蕃人对茶、盐的需求量很大。而私贩茶、盐则有利可图，商贾转致于西北，尝获利数倍。而宋朝行“榷茶之制”，由官府垄断，实行专卖，这就必然阻塞了商人获利之途，而“茶利之博”又势必吸引众多商人甘冒风险，以企贩运私茶获利，所以私贩屡禁不止。宋政府多次颁布茶禁，对于贩、停、藏、运私茶均有惩处的具体条令，严厉打击。这些严厉的茶禁，从另一侧面说明其贩运私茶已成规模，形成了一系列环节，反映出民间私市贸易的盛行。

马的走私也很盛行。宋夏战争爆发后，由于党项人善于骑射，迫使宋朝重视骑兵建设，战马的需求量骤增。熙宁十年（1077年），陕西买马司差官买马，岁以一万五千匹为额，以后增多，年额为二万匹。但是，在汉蕃榷场马贸易中，吐蕃部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约计一匹马价亏蕃部钱多者至四贯以上，少者亦三贯以上”。一方面是需求良马，另一方面却是榷场马贸易中，“马价亏蕃部钱多”，吐蕃部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买数不多及少肯将好马入塞”，致使陕西沿边诸军缺马，影响了官马贸易。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审刑院规定了秦州私贩马惩罚条例，“自今一匹杖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用严厉的条例来打击私市，显示出政府对马贸易要严加控制，政府垄断，不许私营，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民间马贸易的盛行。

（三）城镇市场贸易

这一时期，秦陇地区兴筑了诸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兴建在交通便利之处，它们的出现也必然促进市场贸易的发展。甘肃的城镇市场贸易可分为国际市场与民族市场两种形式。

1.国际市场贸易

西夏政权建立后，控制了以河西走廊为通道的传统的中西商路，并对过境商贾征税，“十而指一”，并“必得其最上品”。过境商贾还经常遭羁留、勒索或劫掠，生命财产得不到保证。于是西域各国贡使、商贾考虑到利益与自身的安全，避开河西走廊，绕道河湟，然后再经陇东地区，赴中原贸易。秦陇地区的许多城镇就成为这条商路的必经之地，也成为西域各国商人的临时居地和货物集散地，因而也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城镇市场。

自熙河开边后，熙州、河州成为宋朝的门户，这里也成为西域各国商人汇聚之地。据宋人李复奏报说，回纥、于阗、卢甘等国商人有留居熙、河达“十余年者”。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宋政府令于阗等国商人停留在熙州进行贸易活动。熙州也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有大批蕃货囤积熙州，元丰三年（1080年）十月，于阗国进贡使团就有乳香、杂物等十余万斤运到熙州南川寨。据文献记载，宋朝攻破洮州后，于阗、大食、拂菻、邈黎等国贡奉使团，进贡频繁，朝廷惮于供赍，抑留于熙河，限二岁一进。

地处渭水之南、“最为关陇之盛”的秦州，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城镇贸易市场，其交易面广，西域于阗等国的商人也来秦州买卖。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司言：“于阗国进奉人三番见在界首，内打斯满冷移四唱厮巴一番已准朝旨特许解发外，今来两番进奉人，缘已有间岁许解发指挥，欲只令熙、秦州买卖讫，约回本蕃。”

不仅西域各国商人云集秦陇地区的主要城镇，而且大批汉族商人也不顾路途遥远，深入到这里直接与西域商人进行贸易，“远人怀久客心情，平民陷冒禁之法，利赢无极，尽归于牙侩，往来无已”。这些“平民”、“牙侩”实际上就是来到这里的汉族商人。尽管路途艰险，但西域各国商队仍络绎不绝，接踵而至，使秦陇的国际市场贸易有所发展。

2.民族市场贸易

这一时期，吐蕃部落聚居地区的民族市场即“蕃市”也大量涌现。

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临潭县，本吐谷浑之镇，谓之洪和城。唐广德（763-764）后陷入吐蕃，号临洮城。元符二年（1099年），宋朝收复后不久，又弃之不守。大观二年（1108年）再收复后，改临洮城仍为“洮州”。这里吐蕃部族众多，巴凌部系洮州蕃部，熙宁八年（1075年），熙河路经略司“诱洮州巴凌酋首居岷州城北”经商，于是这里“遂成蕃市”，宋政府诏令补锡丹族首领达克博为三班差使、充巴凌巡检，专管勾巴凌一带蕃商往来。显然这里成为吐蕃部族贸易的民族市场。

吐蕃部族聚居的城镇堡寨也成为民族市场。熙宁三年（1070年），宋政府欲将市易司移至古渭寨，李若愚等人反对，“以为多聚货以启戎心，又妨秦州小马、大马私贸易”。显然古渭寨是吐蕃大、小马家族的市易场所。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有二水环城西流，“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水洛城是当地蕃汉民众交易的一个市场。文州（治今甘肃文县）蕃部人口众多，至数千人，而龙州（治今四川江油市）才四百人，“盖自大鱼城、木瓜平以至后村，不过十数部，部不过数十人。木瓜平有李蒙族，后村有董家族，近文州则有白马丹族……先夷人常至浊水寨互市。寨有土豪三四，受而储之，夷人恃以为命”。浊水寨的蕃市是附近吐蕃部众的交易互市的场所，而吐蕃酋领则成为蕃市主管，掌管货物的储存与交易事项。

这种吐蕃部落中的民族市场规模小，交易量少，大多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态，“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毡、马牛以代钱帛”。由于吐蕃部落所在地区僻远、封闭，交通不便，又缺乏铸钱所需铜料，加之政权又没有铸造货币，所以形成了这一地区商品贸易活动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吐蕃人缺乏货币的价值观念，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的李稷说：“蕃部无钱，止以米及银、绢、杂物卖钱买茶，乞许以茶博易银、米等物”。这说明吐蕃人手中虽无钱，但在贸易活动中还是具有货币的观念及认识货币的价值。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主要在一些僻远地区进行，而在主要的商业贸易区及国际性的城镇市场中，金属货币仍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王安石曾说：“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宋政府每年买马约有五十余万贯钱流入吐蕃部落，足以说明金属货币在吐蕃商业贸易中的流通。

秦陇地区的商业贸易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其发展水平与规模不能与中原内地相比，货币经济不甚发达，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以及销宋铜钱为器等均表明秦陇与全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