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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对秦陇地区的统治与经营：对陇山东西地区的经营

党项的崛起及其政权的建立对北宋西北沿边构成极大威胁。地处陇山东西的泾原、环庆、秦凤三路辖区，分布有众多吐蕃部族，是北宋王朝抗御西夏的前沿，北宋时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

一、秦凤、泾原路的蕃部

两宋时期（10-13世纪），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地区散居着许多吐蕃部族，他们“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秦凤、泾原二路，是宋代甘肃吐蕃的重要分布区。

（一）秦凤路蕃部

秦凤路是北宋陕西沿边四路之一，吐蕃部族众多。据《宋史·兵志五》统计，秦凤路十三寨共有部族六百三十二，其中大部族一百二十三，小部族五百零九。其中秦州是吐蕃重要聚集区，“吐蕃族帐四路惟秦号最盛”。北宋时期，活动在秦州地区的吐蕃主要有以下部族。

尚波于部（亦作“尚巴约”部），秦州吐蕃大族，活动在秦州夕阳镇（今甘肃天水市新阳镇）。此地系古伏羌县地，盛产林木，戎人久擅其利。当时由秦州夕阳镇至临洮抹邦山是生产木材的森林区，宋朝所需材木皆取给于此。高防知秦州时，强取材木，与吐蕃争利，引起吐蕃人反抗。宋太祖不欲边境生事，撤换高防，命吴廷祚知秦州，令其招抚蕃部，并颁布《安抚秦州蕃部尚波于诏》。于是戎人献伏羌地内附，是秦州以西第一个内附的部族，北宋在其居地伏羌县（今甘肃甘谷县）置伏羌寨。

大石、小石族，居秦州土门寨一带，《宋史·吐蕃传》、《长编》均载：“秦州戎人大石、小石族寇土门。”土门即土门寨，属秦州成纪县三十九寨之一。

安家族，居秦州长山堡一带，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秦州吐蕃安家族寇掠长山堡。长山堡（今甘肃秦安县西南），以地近长山而得名，秦州陇城县七寨之一。

裕勒凌族，即《宋史·吐蕃传》所载“药令族”，系秦州较大吐蕃部族之一。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党项李继迁曾率众寇永宁寨（今甘肃甘谷县西40里铺），被该蕃部首领药令合苏击败。

野儿和尚族，秦州一大蕃部。知秦州杨怀忠曾言：“野儿和尚族蕃落尤大”，能禀朝命，“凡诸族为寇盗者，辄遏绝之”。鉴于该蕃部助宋有功，知秦州杨怀忠请加旌别，宋朝下诏将其首领补为三寨都首领。

隆中族，秦州蕃部。由于秦州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上，常有西域或唃厮啰等商队经过。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隆中族蕃部曾劫进贡商队。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庆历五年（1045年），宋朝曾筑达隆堡（今甘谷县西北境），位于州北150里，即今甘谷县大石镇以西15公里处的礼辛镇，南距盘安镇20公里。取名达隆即抵达隆中族所居之意，故今甘谷县礼辛镇一带是隆中族居地。

默星族（一作末星族），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默星族首领曾与打劫商队的隆中族进行战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十月，秦州所修大洛门（今甘肃武山鸳鸯镇）、小洛门（今甘肃武山洛门镇）两寨，均为秦州属寨，此地原是默星族所献。默星族居地在今甘肃武山县洛门镇、鸳鸯镇一带，与隆中族居地相近。

王泥猪部（一作王宁珠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戎人又寇八狼寨，被巡检刘崇让击败，擒其帅宁珠，枭首以徇。八狼寨系秦州属寨，王泥猪部居在此。

大、小马家族，居于秦州近边，人马众多，依附宋朝。宋淳化元年（990年），秦州大、小马家族献地内附。其首领阿斯铎因立有战功，曹玮“请授以刺史”。《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上载：“宁远寨，南至马家族二十里。”两马家族居住在秦州永宁寨至宁远寨（今甘肃武山县治）一带。

还有丁家族、朵藏、枭波二族、赏样丹部（一作尚杨丹）、者龙族、俞龙潘部、离王族（一作哩旺族）、陇波、他厮麻族、空俞族、鬼留族、厮鸡波族、药家族、李宫八族、颇忠族、心波三族、张朴令狐部、延厮铎部、筚篥部、者谷、达谷部、陇城川蕃部、策拉族、樊诸族等众多吐蕃部族也均在秦州地区居住。

（二）泾原路蕃部

北宋的泾原路系陕西沿边四路之一，也是宋代吐蕃重要的分布地。

1.渭州吐蕃

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是吐蕃部族重要聚集区，吐蕃部族众多。

大、小卢十族，系吐蕃大族。渭州平凉县东北有两条平行的河流即大卢河、小卢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至潘原县东次第汇入泾河。这两条河流周围居住的就是大卢族、小卢族，是内属较大的部落。

还有党留族（一作党罗族）、党宗族、绰克宗部、格隆族、狸家族等吐蕃部族。

2.仪州吐蕃

居住在仪州（治今甘肃华亭县）的吐蕃主要有以下部族。

延家族，是内属较早的蕃部。宋咸平六年（1003年）六月，知渭州曹玮言：“陇山西延家首领秃逋等纳马立誓，乞随王师讨贼，仍请以汉法治蕃部。”《宋史·真宗纪二》也载：宋咸平六年（1003年）八月辛未，“原渭州等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纳质来归”。此“西蕃八部”就是居住在仪州的“延家八部”。

大王家族，《宋史·吐蕃传》作“生户大王家”，《宋会要辑稿·西凉府》称为“心山王家”，《长编纪事本末》卷46作“生户大王家族”，《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上载“制胜关百里西熟户王家族”，宋庆历元年（1041年）元月，王尧臣论边事时，又称为“八王族”。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居地在陇山西，由漳川堡（今甘肃庄浪县西北）向东北越过六盘山到仪州所属的制胜关（今宁夏泾源县西北4里）一带。

3.德顺军蕃部

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是吐蕃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主要有以下部族。

铎厮那部，系蕃部大族。刘沪进筑漳川，收善田百顷，“密使说其城主铎厮那令内附”。于是“铎厮那及戎落酋属来献结公、水洛、露罗甘地，乞冠带为属户”，刘沪遂修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城）。章川、结公、水洛、露罗甘地均在德顺军境内。水洛城川原地至以北35里的结公城（今甘肃庄浪县南湖镇）是铎厮那蕃部的居地。

苏温啰族，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上所载，“苏温啰等族献山林，连延数百里”。其献山林内附，居地当与大王族、铎厮那部同居一地。

郭厮敦部，原为德顺军地区的蕃部，居住在南市城（即静边寨，今甘肃静宁县东南）。南市城即唐代牧马监的南使城，蕃语讹谓之“南市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当地蕃部都首领郭厮敦献地内属，知秦州曹玮立即请筑南市城，郭厮敦举家迁居冶坊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40里黄门乡）。

还有阿克节部、麻毡族、剥波族、裕勒萨部、烟景云部、李奇济部、角撒部等部族也都居住在这里。

4.镇戎军蕃部

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市），本原州平高县之地，故原州城，萧关、都卢山、朝那湫及泾水所出即在其境。唐朝至德（756-758）中陷于吐蕃。入宋后，因其系“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于是在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年）建为军。镇戎军吐蕃主要有以下部族。

章埋族（一作章迷族），曹玮知渭州时，曾与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武延川，今宁夏西吉县南之葫芦河，系镇戎军，其居地在镇戎军一带。

妙娥族，亦作“密鄂克族”。宋景德三年（1006年），渭州称“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口及羊马数万款塞内附”。《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上载：“三川寨在捺龙川、天麻川、武延川之间，因名三川。西控妙娥山一带”。三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30里彭堡乡隔城子古城）在镇戎军，妙娥族是以居妙娥山附近而得名，其居地在镇戎军，而镇戎军属渭州，故也称“渭州妙娥族”。

5.泾州蕃部

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吐蕃部族众多。

斯多伦部，赵珣《聚米图经》作“撒陀龙部”，是以斯多伦为诸族帐首领，居住在泾州的吐蕃大族。

下杏家，系泾原路熟户。宋天圣元年（1023年）十二月，下杏家族都指挥杏友信、都监吹济鄂罗克等三百九十八人纳质子内附。《宋史·仁宗纪一》也载：“是岁，泾原咩迷、卞杏家族纳质内附。”“卞”即“下”之讹，“下杏家”则表示杏家族有上、下之分，居于泾原路，具体住地不详。

樊家族，系泾原路吐蕃大部。《长编》卷171记载，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泾原路言：“樊家族蕃密斯噶内附。”《宋史·仁宗纪四》也载：“是岁，泾原樊家族密厮歌内附。”但其居地不详。

折平族，泾原路蕃部。宋天圣三年（1025年）六月，环原州属羌首领撒逋渴率其族数千帐反宋，环州诸族响应。《宋史·吐蕃传》载：“以折平族首领撒逋渴为顺州刺史。”《宋史·赵振传》载：“泾原属羌胡萨逋歌等叛。”“萨逋歌”即“实布格”、“撒逋渴”，是折平族首领，其居地在泾原路界。

还有野龙十九族、咩迷族、那龙部、张绍志部、生户六族、拽罗体、鸠令结部等部族也都在这里居住与活动。

6.原州吐蕃

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取其高平曰原为名。唐天宝（742-755）末，河湟陇右尽陷吐蕃，元和（806-820）中，始修临泾城为原州。原州吐蕃主要有以下部族。

明珠、灭臧、康奴三族，“明珠”亦作“敏珠尔”，“灭臧”亦作“密桑”、“嘉勒藏”，“康奴”亦作“康努卜”，均系原州吐蕃大族。康奴族居住在今柳泉镇（今甘肃镇原县西北）以北的康家河谷。明珠、灭臧两族则分布在柳泉镇西北，三族居地均在原州柳泉镇一带。

大虫族，是以大虫巉之地而名族。《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庚申载：“……泾原康奴、灭臧、大虫数族，久居内地”。《资治通鉴》卷276也载有吐蕃大虫族居泾原地界。《宋会要辑稿》也声称“泾州虽为次边，然缘泾河大川，道路平易，当贼骑之冲，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虫前、后巉，其东北接原州彭阳县及本州长武寨”。大虫族居地近原州彭阳县（今宁夏彭阳市）。

野狸族，亦作“野利”、“野离”、“拽利”，均为同音异译。《新唐书·党项传》、《新五代史·党项传》均将“野利族”作为党项大姓，但也有其他一些文献将“野利”作为吐蕃记载。

还有拨藏族、水令逋族、巴沟族、白家族、羊嘱族等吐蕃部族。

二、经营泾原、环庆地区

对于西北边防的形势，当时许多人士已有清醒的认识。知镇戎军李继和恐党项势如猛兽，日后会发展强盛。曹玮则认为李继迁擅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宋朝有西顾之忧，应乘今“国危子弱”之机，即行扑灭，否则日后强盛而不可制。西夏立国后，抗衡北宋，果如所料。西北边防形势的发展，迫使北宋政府根据沿边蕃情，采取措施，加强对泾原、环庆地区的经营。

（一）加强戍守安边

今甘肃东部地区是北宋的泾原、环庆二路辖区，汉蕃杂居，民族关系复杂，加之与西夏党项毗邻，这一地区势必成为北宋重点经营之地。为此，北宋选派能吏，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戍守。

宋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宋太祖选授原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市）刺史姚内斌为庆州刺史，以阻止西鄙羌戎的扰边。姚内斌在庆州十多年，边人畏伏，目为姚大虫，言其勇猛如虎。宋乾德六年（968年），以西夏近边，授董遵诲为通远军使。遵诲到任后，召集各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刲羊酾酒，大摆宴犒，众皆悦服。董遵诲在通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十四年，安抚一面，夏人悦服，历太祖、太宗朝，“委遇始终不替，许以便宜制军事”。环州民与吐蕃贸易时，常欺夺蕃部，或至斗讼，致使蕃民怨恨。宋朝廷派遣崇仪使柳开知环州后，柳开统一物价，公平交易，“擒民之欺夺者置于法，部族翕然向化”。曹玮系宋名将曹彬之子，受父推荐，以本官知渭州，时年19。曹玮驭军严明，赏罚立决。曹玮曾上泾原、环庆两道图，宋真宗以此图示左右言：“华夷山川城郭险固出入战守之要，举在是矣。”下令别绘二图，以一图留枢密院，一付本道，要求诸将按图计事。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大举进攻鄜延，进逼延安，西北边防形势严峻。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至二年十一月，范仲淹在庆州仅短短一年半时间，但他重视恢复与发展生产，主张弓箭手就近戍守，减轻人民负担。他在庆州凿井，解决饮水之难。范仲淹在庆州为官期间，深受庆州人民爱戴，被庆州羌民尊称为“龙图老子”。及其卒，羌酋数百人为之痛哭如父，斋三日而去。

宋朝廷所派官员均在自己任上戍守安边，维护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但所派官员中也有残暴之人，其作为也曾激化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宋开宝二年（969年）十二月，房州（治今湖北房县）防御使王彦升调任原州防御使。王彦升有膂力，善击剑，军中视曰“王剑儿”。但其性残忍，据《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载：“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汉法者，彦升不加刑，召僚属饮宴，引所犯戎人于前，手□其耳嚼之，下以卮酒。”前后有数百人被其啖耳，虽戎人畏惧，不敢犯边，但蕃人怨恨，致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成为原州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招抚蕃部归附

北宋时期，居住在陇右地区吐蕃部族有生、熟户之分，“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而生户则为“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显然熟户是西北沿边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名义上受宋王朝管辖的各少数民族。由于熟户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与宋王朝的关系，从而熟户蕃部成为宋朝西北沿边地区的屏蔽。宋初，不重视对沿边熟户的治理，致使熟户叛服不定。党项李继迁父子、吐蕃唃厮啰正是利用这一点，趁机煽动熟户，骚扰北宋边境。

宋政府一方面采用羁縻措施，招抚蕃部内属。董遵诲在环州时，召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刲羊酾酒，厚加宴犒”，使蕃众悦服。曹玮由渭州徙知镇戎军时，即着手安抚熟户。李继迁虐用其众，部属多怨。曹玮乘机“移书蕃部，谕以朝廷抚纳之意”，于是康努族内附。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泾原路内属蕃部谋叛，絷九十一人，请以诛杀。宋真宗推恩信以示招怀，令分配诸州，给闲田并赐粮种。庆州所管熟户蕃部众多，为了不被西夏党项所利用，防止久成边患，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十月，将庆州缘边都巡检使置于华池县，并“岁给缗钱五十万备宴犒”。

另一方面实行军事打击，以武力迫使蕃部内附。董遵诲虽对环州蕃部厚加犒赏，但当蕃部骚扰时，则率兵镇压，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开宝七年（974年），田仁郎知庆州时，西戎乘隙扰边，田仁郎率部下征伐，大败党项部众。于是当地的蕃部相率请和，仁郎杀牛置酒，共饮立誓，自此，边境宁肃。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和领兵杀卫狸族于天麻川，庆州胡家门等族桀黠难制，环庆路部署张凝率兵乘其不备，予以攻击，于是陇山外诸族皆恐惧内附。曹玮为泾原路钤辖兼知渭州时，与秦翰在武延川（今宁夏西吉县南之葫芦河）破章埋族，分兵于平凉灭拨臧族，在军事打击下，陇山诸族皆来献地，表示归属。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曹玮率骑士出石门（即石门山，今甘肃武山县东北50里），逼近天都山（今宁夏海原县南），迫使渭州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内附。

在宋王朝的羁縻笼络与军事打击之下，内属蕃部增多，使宋王朝有效地控制了沿边的局势，加强了戍守安边。

（三）给土地行汉法

宋政府深知土地的重要价值，给土地以安抚边民。环州蕃族嵬逋等曾被李继迁所掠，咸平四年（1001年）九月，嵬逋等率族帐归附，宋真宗诏令“给近处闲田”安置。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泾原部署陈兴率兵与熟户掩击党项部族，擒获甚多，宋真宗诏令：“所获戎俘并给土田资粮，无令失所。”显然这是用土地作为一种安抚手段。曹玮曾上书要求对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给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敛，出兵护作。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原州、渭州、镇戎军等地开垦众多荒田，这些土地常在堡寨四周，因而内属戎人皆得以安居。环庆地区蕃民众多，贱土贵货，对土地不甚看重，常以田土为市易，即汉人得土，蕃部得货，内属蕃部田地多为边民所收买，致使蕃民单弱不能自存，因而逃亡。正如李复所记下里之歌所言：“蕃兵入市争卖田，汉人要田蕃无钱。有田卖尽走蕃去，却引生羌来寇边。”曹玮任环庆钤辖时，下令尽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于内地。并禁止边民收买蕃部土地，以保证他们安居乐业。天圣四年（1026年）正月，宋仁宗诏令：“陕西弓箭手毋得典买租赁蕃部土田，其蕃汉愿合种者听之。”这份诏令显然是重申禁止边人典卖蕃部土地。

宋政府不仅用土地招抚蕃部，还实行汉法，立条约，定律令，减少沿边地区汉、蕃人民冲突与杀掠。曹玮知渭州时，改变过去蕃人“杀边民，入羊马赎罪”的旧俗，下令：“羌自相犯，从其俗；犯边民者，论如律。”范仲淹知庆州时，为了改变蕃部复仇的习俗，对蕃部订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因用汉法进行约束，蕃民从此不敢触犯，稳定了甘肃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四）筑城凿堑固边

为了固守沿边，抵御党项骚扰，宋政府在要害地修筑堡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庆州所筑耳朵城完工，此城不屯兵，只令蕃部自守，捍蔽近寨。陇干城即笼竿城，属德顺军，是秦、渭间一咽喉要地，位于六盘山外笼竿川，北接镇戎军，为渭州西部藩篱。《宋史·真宗本纪三》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九月丁丑，泾原钤辖曹玮言“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请于要害地募兵以居”。是年冬毕工，即为笼竿城，募兵屯守。笼竿城蕃汉交易频繁，成为甘肃地区商业贸易重地，其酿酒业尤为发达，宋朝在陕西的榷酤收入，笼竿城占了很大份额。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笼竿城的酒课达230万，其中留作本城公用的仅20万，占总数中一小部分，达到了自给自足，充分证明修筑笼竿城是正确的，不仅固边，而且增加了宋政府收入。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位于后桥川口，据要害之地。范仲淹在庆州时，令其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占据其地，随后率兵筑大顺城，旬日完工。大顺城筑后，“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后又筑细腰、葫芦诸寨，扼断西夏来路，使明珠、灭臧二族不为西夏所用，使环州与镇戎军之间道路畅通无阻。据《庆阳府志》记载，范仲淹在庆州时修建或复建的城寨有铁边山寨、葫芦泉寨、槐安寨、五交镇、白豹寨、金汤寨、柔远寨、槐安东峪寨、槐安西峪寨、永和寨、泥寨、雪泥寨、定边城、风川镇、平戎镇、石昌镇、安寨堡、甜水堡、平远寨、团堡寨、本波城、平戎寨、风川寨、白豹城、大顺城、业乐城、细腰城、肃远城、乌仑城等。范仲淹不仅大量修筑城寨，而且对肃远、马岭、定边、永和、安塞等寨的墙体加高，加深、加宽护城沟壕，增强了防御能力。

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市）是西北边防上的重要军事要地，宋时“为泾、原、仪、渭北面捍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一旦丧失，泾、原、仪、渭诸州熟户将暴露无遗，故置此城以扼党项要路，充分证明此城在西北边防的重要。曹玮由渭州移镇戎军时，上疏指出，镇戎军地平，便于骑战，非中国之利，要求自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凿堑以为限，并且“以兵械及闲田蠲租以给弓箭手”。咸平四年（1001年）底，陕西转运使刘综始行屯田，置屯田务，取田五百顷，差下军两千人，置牛八百头立屯耕种。李继和又请开辟从镇戎军至环州，环、庆州至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道路，便于加强各州军的联系和运输军粮。

宋朝西北沿边无藩篱之固，为了加强对泾原、环庆沿边的戍守，开宝八年（975年）十二月，宋政府征发渭州平凉、潘原二县民开凿城壕。秦翰为泾原仪渭钤辖时，“规度要害，凿巨堑，计工三十万，役卒数年而成”。曹玮在西北任上开边壕，皆令为“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曹玮知渭州时，因修东关城壕毕工而受到宋王朝诏奖。这些城寨、边壕，均增强了西北沿边的防御能力。

（五）赐官爵以羁縻

宋政府重视利用蕃部首领的作用，封赐官爵予以羁縻。

咸平四年（1001年）七月，宋政府授会州刺史癿遇为保顺郎将，苏家族屈尾、白马族埋香、韦移族都香并为安化郎将。原居渭州的党宗族首领业罗与西凉者龙族舍穷波等七人，均被宋政府授以检校太子宾客，本族首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四月，宋王朝对原州熟户蕃部赐以官爵，掌管百帐以上大首领补本族军主，次补指挥使，次补副指挥使，百帐以下并补本族指挥使。对于归附的蕃部首领也赐以官爵，叶市族大首领艳奴率其族归顺，宋王朝“诏第补侍禁、殿直，月给俸料”。渭州吹麻城张族都首领张小哥以兵助宋军攻破蕃部鱼角蝉，宋政府赐官爵予以奖励，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授张小哥为顺州刺史，大首领叶籛等五人并为本族军主。郭厮敦原为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地区蕃部，居住在南市城（即静边寨，今甘肃静宁县东南）。南市城即唐代牧马监的南使城，蕃语讹为“南市城”。大中祥符九年，当地蕃部首领郭厮敦献地内属，举家迁至秦州境内的冶坊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40里黄门乡）。宋政府授为本族巡检，月给钱五千、米面五石。《南阳集》卷18载有《蕃官德顺军静边寨剥波族都军主扒令征亲男祝扒可银酒监武充本族军主制》，《郧溪集》卷7载有《治平寨杨奘川蕃部裕勒萨等献土地可本族军主制》，这两份制书充分说明，居住在德顺军的蕃部剥波族、裕勒萨部首领，均受到宋政府的赐官奖励。

三、经营秦州

秦州在渭水南岸，控接三蜀，是陇右通关中、蜀中的三岔交会之地，亦是历代军事重镇。北宋统一全国后，特别是西夏党项的崛起，使地处边陲的秦州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宋朝重要经营地区之一。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宋真宗以陕西二十三州图示辅臣，历指山川险易，蕃部居处，特别指秦州说：“此州在陇山之外，号为富庶，且与羌戎接畛。”在宋夏战争中，西夏军常沿陇山西侧瓦亭川道南侵，兵锋常至秦州境。由于秦州地位的日益重要，宋王朝竭尽全力加强对秦州地区的控制，重视对秦州的经营。

（一）选派官员，抚定经略

由于秦州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宋朝廷认为“天水边要，宜速得人”，在选派官员上颇为重视。文彦博曾“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连进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张方平也曾“以工部尚书帅秦州”。他们均身居高官兼任秦州职。宋代名臣曹彬之子曹玮、曹琮均二度知秦州。另据文献所载李师中、刘仲武、何常、陆师闵、陆诜、张诜、马仲甫、蔡抗、刘庠、刘文质、李睿、叶康直、胡宗回、吕公孺、何忠立、梁适、郭载、宋珰、段思恭、高防、吴廷祚、吴元载、温仲舒、薛惟吉、刘熙古、马知节、郭奎、杨怀忠等均在秦州任职，其中一些官员在秦州任上颇有政绩。

宋朝统治者深知秦州蕃夷杂处，民族矛盾尖锐，自立国之始，对秦州的经略宗旨以“边鄙安宁”为主，在选任秦州官员与处理秦州事件上就突出了这一主导思想。

秦州大洛门寨（今甘肃武山县鸳鸯镇）、小洛门寨（今甘肃武山县洛门镇），多产良木，自唐末以来，为蕃部所据。宋建隆二年（961年），高防知秦州，在州西北盛产良木的夕阳镇置采造务，与蕃人争采木之利，致使蕃部尚波于反抗。宋太祖得悉此情后，第二年夏，就命吴廷祚为节度使取代高防，平息了宋初这次秦州事件。淳化五年（994年），温仲舒知秦州时，诸蕃部献地内属，不久将蕃部全部迁到渭河北岸，并立堡寨加以限制，因而引起骚动。宋统治者为平息此事件，择守臣安抚，并将其调离秦州任。张佶知秦州时，置四门寨，开拓疆境，边民颇怨，又“临渭置采木场，戎人不之争，移帐而去”。张佶对蕃部不存抚，不赐賚，致使蕃部劫掠。北宋政府为了边地安宁，将张佶调离秦州任。

宋王朝对秦州发生事变的处理，显然是以平息和解决民族矛盾与纠纷为主，而这些选派官员也在秦州任上为秦州民众兴利除弊，缓和了民族矛盾。咸平（998-1003）初，马知节知秦州。秦州“尝质羌酋支属余二十人，踰二纪矣”。知节说：“羌亦人尔，岂不怀归？”将其全部遣还。羌人感激，表示永不犯边塞。梁适在秦州两任，抚定蕃众，“罢所益兵，而蕃汉终公之去，安然自居”。秦州百姓为其立祠以示怀念。薛奎知秦州时，州宿重兵，缺乏经费，于是倡行节俭，“教民水耕，谨商算。岁中积粟三百万，征算余三千万，核民隐田数千顷，得刍粟十余万”。薛奎为民谋利，深得蕃汉民众爱戴，当他离任时，“数千人列奎治状”，再三挽留，不舍他离去。端拱二年（989年），郭载出知秦州兼沿边都巡检使，而原先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戎人，骚扰边民。郭载赴任后，减轻负担，“戎人感悦”。宋太宗时，宋珰二度知秦州，均有治绩善政，安集诸戎，部内清肃。曹琮二度知秦州，“度羡材为仓廪，大积谷古渭、翼城”，并对蕃部“怀以恩信，击牛酾酒犒之”，使屡入抄边的蕃部多请内属。这些选派的官员在秦州任上，对于发展秦州地区生产，维护该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平息事件，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均做出一定贡献。

（二）羁縻笼络，结其欢心

秦州地区蕃汉杂处，蕃部众多，民族矛盾尖锐。秦州又是西夏觊觎之地，宋朝廷惟恐党项势力增强后，“西取秦界之群蕃”，使北宋王朝西鄙不宁。

北宋立国初，秦州蕃部不断骚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蕃部安家族寇长山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秦州内属戎人又多次寇边，宋朝廷采取了屠杀镇压措施。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州党项李继迁公开反宋后，宋朝廷面对日益强大的党项势力，改变了对秦州吐蕃的镇压之术，采取羁縻笼络的政策，结其欢心，施以厚利，以秦州蕃部为藩篱。曾下诏“西番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并采用吴淑建议，遣使告谕秦陇以西诸蕃部攻伐李继迁。显然，秦州吐蕃也是宋王朝竭力羁縻笼络的对象之一。对那些归顺听命的蕃部首领，封官授爵，以示恩宠。南市归顺蕃部都首领郭厮敦举家迁居冶坊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40里黄门乡），宋廷任命他为本族巡检，又授秦州伏羌寨蕃官都军主阿珠为峰州刺史。秦州三阳、定西、伏羌、静戎、冶坊、三门、□穰七寨熟户蕃部都首领以下共146人有功，其中2人授都军主，41人授军主，57人授指挥使，其余悉补蕃官。

（三）修建寺院，佛事怀柔

宋王朝除用赐物、封官授爵等进行笼络外，还从文化心理上对蕃部加以羁縻。吐蕃人有崇佛之俗，笃信佛教，因此宋朝统治者以佛事予以怀柔，借助宗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征服笃信佛教的吐蕃人民，缓和民族矛盾。寺院是凝聚吐蕃人信仰的场所，修建寺院就成为宋王朝羁縻吐蕃的一项具体措施。宋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官军主策拉等人，请求在来远寨置一佛寺，宋朝立即答应。宋王朝也尽量满足秦州吐蕃僧侣的欲望与要求。对佛教僧侣赐紫衣师号，最初是为了表彰僧侣功德，并借此为皇帝或执政太后祈福，它是佛门的奖赏，是对释迦弟子虔诚事佛的肯定，后来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为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笼络、赏赐的手段。宋统治者对秦州吐蕃僧侣的赏赐也不例外，为宋王朝效力服务的吐蕃僧侣理当获得赐“紫衣师号”的奖赏。秦州永宁寨蕃僧策凌班珠尔、伊朗颇斡因“曹玮言其屡经指使”，二人皆赐予紫衣。故秦州蕃僧努卜诺尔弟子莽布玛喇干，因“本州钤辖言其干事”，也获赐紫衣。这种以佛事羁縻正是从民族文化方面，抓住了吐蕃人民“最重佛法”的文化心理，其成效显著。

总之，秦州及其蕃部是宋夏战争这局棋盘上的重要棋子，是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北宋政府对秦州及其蕃部的经营，是以平息与解决民族矛盾为主，这是基于宋王朝对西夏战争的大背景所必须采取的有效策略。

四、庆州兵变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庚辰，戍卫西北重镇庆州的军卒，在广锐都虞侯吴逵的率领下发动兵变，关陕骚动，朝廷震惊。

（一）兵变爆发

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军犯边，时任参知政事的韩绛要求赴边，乃为陕西宣抚使。十二月，开幕府于延安。四年二月，韩绛到庆州处理吴逵事件后，离庆州数日，西夏军急攻啰兀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古城山上），韩绛命庆州出兵牵制。庆州军中孕育已久的矛盾，由于“兵亟出，人不堪命”而引发。此时“将授甲，广锐两指挥军士谋拥逵为乱，约抚手而发。会雨作不授甲，乃止。是夕遂焚北城，大噪纵掠，斩关而出，其众二千”。

兵变之初，王广渊亟召五营屯兵抵御，北路都巡检林广守南城，兵变士卒据北城。林广从城楼上望“其众进退不一”，便说：“是不举军乱也。”于是乃挺身缒城出其后，“谕以逆顺，皆投兵听命”。这时，吴逵已拥众二千出北城破关而去，只有余众三四百人尚在城下。经林广劝降后，得百余人，进入吴逵军营，对这些兵士约束纪律，授以兵器，命令反攻。城下剩余兵士皆被擒杀，北城被平定。

王广渊遣部将姚兕、林广追击。兵变士兵初欲入据州城，东路都巡检姚兕率领亲兵守西门，兵变士兵不能入，乃散保耀之石门山（今陕西旬邑县东南接耀县界），姚兕追及兵变者，予以说服，士兵表示誓不为乱。林广至石门山遇兵变者，进行劝降，若速降可保全性命，但谕之不肯降。林广以为兵变士兵必乘夜遁走，于是分两将扼守前路，又纵兵尾击，于是兵变士兵被迫投降。到朝天驿后，将这些降兵全部杀害。柔远寨、三都寨戍卒闻知庆州兵变后，欲开城门响应，但未成功。王广渊“阳劳之，遣归旧戍，潜戒赵余庆，以所部蕃兵八千间道邀击，尽戮之”。

庆州兵变在王广渊、林广等人的血腥镇压中失败了，士兵解吉等六百余人逃散到乾、耀州界内，大量降兵被杀，“叛军家属皆诛者，凡九指挥”。残酷的屠杀，使宋神宗也以为“庆州兵叛斩戮甚多，人命至重，恻然可伤”。于是下令禁止杀戮，诏令泾原、环庆路对逃散的士卒“遣官招捕，毋得贪功务杀；招降一人，依斩获一级酬奖”。

《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丑，宋神宗又诏曰：“庆州叛兵亲属缘坐者，令环庆路经略司检勘服纪、年甲。应元谋反手杀都监、县尉，捕杀获者，其亲属当绞者论如法；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流者决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谋而尝与官军斗敌，捕杀获者，父子并刺配京东、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为奴。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余亲属皆释之。”

这一诏令的颁布，虽根据不同情况，对那些兵变家属采取有别的法律惩治，但依然十分严酷。充分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将庆州兵变视为“内患，深可惧也”，在“守内虚外”思想的指导下，必然严厉防范与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二）兵变原因

透过宋夏战争这一背景，庆州兵变直接原因显然与韩绛宣抚陕西密切相关，韩绛对庆州兵变负有重要责任。

一是用人失察，诬陷部将。韩绛初到陕西，重用王文谅。王文谅本夏国权臣讹庞家奴，因获罪自归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受到韩绛重用。而庆州蕃将赵余庆、吴逵均遭到王文谅诬陷。韩绛甚至不问缘由，将吴逵下狱，后又下令斩吴逵。后经知庆州王广渊的说服，韩绛被迫离开庆州，吴逵乃免一死，复送入狱中。正值此时，西夏急攻啰兀城。韩绛又命庆州出兵牵制，于是庆州广锐军士兵遂拥逵而反。“逵所以反，由文谅激之也”。

二是措置不当，激化矛盾。西夏立国后，庆州成为北宋抗御西夏的前线，这里的驻军既有禁军系列的广锐骑军，也有当地的蕃兵。韩绛没有妥善处理蕃兵与原驻军之间的关系。至边后，厚赏犒劳蕃官、蕃部，甚至还夺骑兵马给蕃部，致使“有抱马首而号泣者”，众皆怨恨。韩绛厚此薄彼，歧视庆州其他驻军的做法，人为地制造蕃兵与其他驻军士卒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同时也加深了庆州士卒对韩的怨恨。

三是仓促调发，不堪忍受。韩绛至边后，令种谔调兵既筑城啰兀，又冒雪筑抚宁堡，频频兴役，士兵“调发骚然”。二城被西夏攻占后，又让诸道兵出援，致使庆州兵卒疲于奔命，不堪忍受，于是作乱反叛。兵变平定后，宋神宗说：“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范纯仁也认为庆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抚司以谓数出师烦劳致怨”。

庆州兵变，在宋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这次兵变，规模不大，“其众二千”，三五日便被平定。既无目的，又无组织，只为抗争不公待遇与无端陷害，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是一次自发性的兵乱。但其发生在熙丰变法之初，其肇始之因及其后果皆与变法密切相关，因而庆州兵变成为对当时历史产生一定影响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