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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宋代刺配法述论

刺配法是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一个新的刑种。刺配法在的广泛适用和用刑严酷，是宋代统治者推行刑罚威胁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宋代阶级斗争激烈在法律上的反映。本文试就刺配法的刑名、立法、适用和行刑进行探讨，不妥之处，诚请指教。 一、刺配刑名

宋代的刺配，是对有罪杖脊、刺面、流配、徒役四刑兼用的刑罚方法。刺配刑罚的名称，始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天福三年（938）八月大理寺的奏章中，有杀 人“罪有可疑，法当在宥，徒二年半，刺面驰华州发运务收管”的记载。但天福始创的刺配法，“仍役而不决”，即不加杖刑。所以说与的刺配法并不尽同。就 刺面而言，亦非后晋所创。自除肉刑废黥刑之后，虽在历代刑律中无黥刑之设，但黥刑之用却未间断。《晋令》中有“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后 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的规定。南梁杂律中亦规定，劫盗“遇赦降死者，黥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宋、西魏也都有 黥刺亡奴和免死“黥刖投畀四远”的诏令。这说明在两晋时期，对降死罪犯和逃亡奴婢一直在使用黥刑。即使是“中典治国，持平用刑”的，也不乏使用 黥刑的例子。如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中唐以后，在民间“纹身刺面”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风俗。到五代后晋天福 中，始把“刺面”和流役结合起来，创制了“刺配之法”，“遂为戢奸重典”。至于刺兵，自唐末到五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朱 碹叛于兖郓，募勇士数百，黥双雁于颊，立为雁子都”；唐哀帝天裙三年（906）九月，幽州刘仁恭强征统治区男子，凡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后梁太祖朱 温，为防止军士逃亡，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所以到宋朝，不论是军兵，还是罪犯皆黥刺，“天下遂以为常法”。

流徒杖 三刑兼用，亦非起自宋代。自汉文帝除肉刑之后，流刑则成为仅次于死刑的一个独立刑种。当流者“止于远徙”，无附加刑。至北齐、北周时，流者皆加鞭笞，始有 流杖兼用。隋唐时，流者皆加居作，是“流刑兼徒矣”。中唐以后，决杖配流的诏令逐渐增多。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 财，……先决六十，配隶碛西。”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十月辛亥诏中规定，犯赃官吏“自今以后，如钱谷稍多及情状难恕者，宜杖决配流”。五代后唐明宗天 成三年（928），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因谎奏致使杀人，被“杖脊配流登州”。可见决杖配流自中唐以后已不断地使用。

宋朝的刺配刑名，是把中唐以来的决杖配流和后晋的“刺面之法”结合在一起，使“一人之身，一事之犯”，“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杖、黥、流、役并用，成为有宋一代“自立一王之法”。

二、刺配立法

宋太祖为“洗五代之苛”，在沿用隋唐五刑制度的同时，于“建隆四年始建折杖之制”，“以决为流徒杖笞之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 决数。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后为宽贷杂犯死罪，又创“刺配之法”，凡“坐特贷者，方决杖、黥面、配远州法大mpa兼职教授何侨牢城”。刺配之法作为宽贷死罪的代用刑，虽使 “三者始萃于一夫之身”，但仍然不失生刑之意。这是宋太祖创立刺配法的原始意图。

宋太祖：立国之后，厉行中央集权，对臣民的生死予 夺，皆由皇帝随事量情酌定。所以作为特贷死罪的“刺配之法”，初无定科，也非常制，因此在《建隆重详定刑统》中没有“刺配”刑名和科条。朱熹曾说：“律是 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律轻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编配，律中无之。”可知宋朝的刺配立法，皆在皇帝的诏敕之中。

宋太祖时，刺配刑止限 于宽贷死罪，所以法条尚稀。自宋太宗始，随着刺配刑使用范围的扩大，刺配诏敕日渐增多，逐渐成为编敕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仁宗庆历时翰林学士张方平在《请减 刺配刑名》的奏章中说：百年来，“虽累圣以慈恕御天下，钦恤惨怛，留神刑典，而科禁条章其实烦密……臣尝检会祥符编敕，刺配之罪四十六条，天圣编敕五十四 条，今庆历编敕九十九条，诸系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条。比之天圣盖已增倍，其间亦有一条该刑名数节，详而究之，比祥符敕几三倍矣”。可见自祥符至庆历三十年 间，刺配法条就增加了三倍。到神宗熙宁三年（1070），“刺配之法，大抵二百余件”。及至南宋孝宗淳熙时，刺配法竟多达“五百七十余条”，比唐律还多出 近七十条。仅刺配立法在宋朝就足以形成一个严密的法网。这样烦密的刺配科条，必然失掉了宽贷死罪的原始意义，而成为一个广泛适用的常用刑。

刺配法自宋太宗时起，不仅科禁日趋烦密，门目寝广，而且“配隶之人，刑科至重”。所以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一日宋真宗下诏“改易配牢城罪 名”。祥符六年（1013）正月，又“取犯茶、盐、馨、曲、私铸钱、造军器、市外蕃香药、带铜钱、诱汉口出界，至吏货官物、马递卒盗官物、夜聚为妖”等罪 名，“皆比旧法咸从轻减”。宋仁宗朝，仍因“条禁尚繁，配隶尤众”，曾于明道二年（1033）和景事占二年（1035）两次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减定诸色 刺配刑名”。庆历时张方平也要求对“诸刺配条重行详定，议从减除”。刺配之法虽然屡经减定，但法条仍是有增无减。宋神宗时，因患刺配法太重，官有监驱之 劳，配隶有道路奔亡之患，改行“就配之法”。“犯罪应流者，加决刺，随所在配处诸军重役”。元丰八年（1085）九月四日，监察御史王岩叟请“罢就配 法”，自此依旧配行。崇宁三年（1104），又应宰臣蔡京之请，“做周官司圜之法”，始“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 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后几经行罢，自大观四年（1110）后，仍行刺配之制。南宋虽经战火的冲击，但由于各地小股起义不 断兴起，刺配之法仍是日繁一日。“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因此在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校书郎罗点再次提出“减降刺配之法”。同时刑 部、大理寺在讨论改革配法的奏章中，也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臣僚们又“建议改定居役之法”。但议论多年，始终“未见定论”。刺 配之法“如旧制”。正如清末沈家本所言：“刺配之法，宋人多议其非，欲改而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