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而变法之后的中国，则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乘10理财甚至就连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一位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说凤毛麟角，但也绝非不常见。这些人为官清廉，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在国事中。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
他们提出的口号往往都是“均贫富”，可最终的结果却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
此宋朝之后，一直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时间里，王安石可以说是“失踪者”，大家顶多也就是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他突然来了个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在其撰写的《王安石传》中，将他再次推向了历史的舞台。
此时王安石的“复活”，自然是与当时的国家境遇以及世界环境有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东亚病夫”，为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在当时，不管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是这么想的，也都是这么做的。因为放眼当时的世界，不管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日本的崛起，亦或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
从此以后，王安石便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之后声望更是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而伟人毛主席所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位是商鞅，令一位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但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又要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因为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的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王安石变法所造成的一个相当严重后果就是，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一位如此才华卓越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大环境下，进行着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可结果却依旧以失败而告终，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这种激进式的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了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无路可走，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都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改用更为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也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