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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儒学概说

唐以后，中国陷入了君不君、臣不臣，“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并一统天下，建立宋 朝。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急需新的理论来恢复五代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等级秩序。讲求君臣父子之道，看重等级名分的儒学，自然有利于统治。
然而，唐末藩镇割据以来长期君臣不分、不讲三纲五常的分裂战乱局面，已经使忽略主体道德自觉性的汉唐外王之学失去存在的依据，这决定了儒学要向内在化的 道德主体自觉发展，使伦理建设不仅表现在外在规范上，更植根于人们的自觉追求上。从而，一心要治国平天下的儒生们继承了、李翱重振儒学的努力方 向。

当时儒学的流派众多政治主张，新学、蜀学、濂学、关学和洛学是当时的重要代表。他们主张用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纲常伦理的思想来指导现实的社会政治。其中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是北宋年间儒学发展的主流。

宋神宗熙宁年间，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主张用“内圣”治国，一方面通过变化君臣们的“气质”，造就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另一方 面着眼于收拾人心以杜绝人欲横流。由于它以天理为本体和至善，所以在儒学发展史上他们的思想主张被称为“理学”，也有称之为“宋学”，西方人为了将这些思 想区别于以前的儒学，直接称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北宋时期，理学的理论的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概念已基本提出。

然而真正将理学构造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真正使儒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是南宋朱熹开创的“闽学”。他以儒学为主体，大胆地吸取佛道，融摄三教，建构了 一个庞大的系统完整的理学体系，祁宗政新书网朱子集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之大成，建构了系统完整的理学体系，增加了儒家哲学的思辨性。朱熹的基本思路 是，把儒家道德规范上升为天理，确认天理是万物的规律，是人的价值目标，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

与汉唐相比，儒学的理论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儒家经典的推崇上，宋代儒家从汉唐儒者注重“五经”转而强调“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并列为“四书”，宋代理学家无不 重视对“四书”的注释，朱熹更是一生用功，精心结撰了《四书集注》。宋儒注经，不同于汉唐儒者之讲求家法师法，过分追求名物训诂，而主张以理解经，充分发 挥《大学》、《中庸》的心性义理。

2.在治民观上，宋儒由汉唐强调外在“礼”的强制性命令，转而将势的威慑内化为人心的臣服。汉代以 “天”作为要求人们服从统治的依据和强制力量。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发展，粗陋的天人感应说已经不能为人们接受，“天”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产生了 动摇，统治者借天发布的强制性命令也就越来越难以实施。对人身的强制失去了效力，征服人心便被提上日程。社会需要更为精致的思想理论来收拾人心。为了适应 这个需要，宋代理学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的心性学说，把汉儒推崇的强制命令内化为人的道德自觉，从而使儒学由外王之学转化为内圣之学。他们创造了一个客观 的、绝对精神的本体——“理”，来代替汉唐儒学里人格化的“天”，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套较为精致的伦理哲学。

在这里，“理”既是宇 宙万物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法则和最高道德准则，更重要的，“理”在当时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规范。这样，三纲五常的伦理与宇宙万物 的规律合为一体，儒家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就上升到宇宙之理的本体地位，从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至上性。由此，理学家们不再需要像汉儒那样去寻求外 在的权威来支持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强制性管理，而是通过论证“性与天道合一”，“性即理”，肯定宇宙之理、伦理纲常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人们只要向内挖 掘，“反求诸身”、“反躬自省”，就能恢复那被“气质之性”所遮盖了的“天地之性”，宋儒肯定了人的伦理自觉，为人们设计了一条从内在心性上下功夫以实现 其至善本性的道路，从而将封建伦理规范内化到人心，使人们自觉服从国家统治。这种重视人的伦理自觉，通过征服人心来稳定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的思想，在当时 起到了收拾人心的积极作用。

3.宋代理学家们将天理内化为人性，肯定了人的伦理自觉，十分强调自我修养功夫。把格物致知的道德认知活 动作为自我修养功夫的首要之点。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以“穷理”，意思是针对一事一物讲明、探究其中的天理，人心本身是存在着“知”，但是“知”在开始是肤浅 的，需要不断格物而深化。由于朱熹的修养论中涉及了认识的问题，因而，也引出了儒学思想上的“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就朱熹的认为，是：知先于行，行重 于知，知行依存。

从宋儒建立的理论体系来看，到朱熹为止，确实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精深的框架，对于以前的儒家思想有了完整的总 结，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创造，从而使儒家真正摆脱了几百年来的困境，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但是，这些理学家在世之时，由于宋代政治上的朋党之 争，理学并没有成为官方的学说。直到朱熹死后，其学术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从宋代开始才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成为官方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