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变化原因：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 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 寓僧舍 、 随僧餐 、 惟佛经以遣日 。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史上最强弟子兼一sf，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 ，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和于宋代 修己治人 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 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