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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又称性理学，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于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朝、明朝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细分来讲，陆王（陆九渊、王守仁）、濂溪（周敦颐）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背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答，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程颐以此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