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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历史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北宋名人：
　　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曾巩、赵匡胤、赵光义、李煜（他在北宋生活了好几年呢，有很多词也是在北宋时期写的）、杨业、潘仁美、寇准、柳宗元、周敦颐、司马光、王安石、沈括、毕升、程颢、程颐、黄庭坚、米芾、宋徽宗、李师师等
　　北宋历史事件
　　黄袍加身：
　　五代后周赵匡胤在陈桥兵变，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帝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别的将领也“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在酒宴中发表意见，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此次事件史称“杯酒释兵权”。
　　靖康之耻：
　　女真人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宋徽宗见辽国力减退， 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大败而回。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分兵南下，趋汴京。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京(今开封)，掳走两宗和皇室大臣千余人北去，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
　　北宋皇帝：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以次为：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侦、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恒。
　　文学艺术
　　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人，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在绘画、书法艺术上，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北宋历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叫做“君明臣良而国弱”。北宋自太祖、太宗开国定制后，中间历经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没有一个昏君，哪一个皇帝都是聪颖绝慧，勤于政事。按理说，北宋君明臣良，应该使国家充满活力，走向富强，却为什么事与愿违，导致“国弱”了呢？究其原因，实与当时的具体国情有关。
　　北宋自太祖建国，到了仁宗时代，官僚机构大，吃皇粮的人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国家好比是一驾马车，君主好比是车夫，臣子好比是拉车的马。耐人寻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车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拉车的积极性，虽然其中也涌现一些肯拉车的贤良臣子，车夫的赶车技术挺不错，也很希望车子跑得更快些，很遗憾，属于良马拉破车———车太破了，国家体制出了毛病，以致越来越多的马都挤到了车上，变了清一色的“乘车族”。其间纵有车夫扬鞭催进，怎禁拉车良马不堪重负，即便累死，也前进不了多远。有鉴于此，北宋自仁宗以来，一直致力于“修车减员”事业，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更是倾注了全部力量。当时朝廷之中，不管是谁，凡是阻碍改革变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韩琦、富弼、司马光这样的贵重名臣，也不例外，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不能说不强。但社会之弊积重难返，大伙都愿坐车，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难以推广。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主张，得不到权贵阶层的理解，因为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亲朋好友，包括当年引荐过他、把他带入政坛的文学领袖欧阳修。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中，如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他们的治政能力、文化修养和个人品德，勿庸置疑，在历史上都是属一数二的。然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上层集团，实在是太吝啬了，舍不得牺牲一点既得特权，哪怕稍微让利一些给下层，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他们的这种吝啬，使得当时世上贫者愈贫，社会的畸型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负担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
　　北宋这台破车，王安石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裁减乘客，使它能够继续使用，而众多上层权贵都不愿下车，又为了不出或少出修车费，坚决拒绝修车，使王安石的修车计划几经挫折，终归流产。公元1127年，完颜兀术带着金兵南下，俘获徽、钦二帝，灭掉北宋，等于金兀术抡起大锤，把这台破车击得粉碎。虽然说赶车的和拉车的不再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但谁能不说这不是北宋历史的悲剧呢？
　　研究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北宋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改革，都要求每一个参与阶层具备相应的承受力，如果只让老百姓做出牺牲，权势阶层的特权一点都不愿触及，那么，这场改革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终只能像庄子所说的喝酒一样，一本正经开始，稀里糊涂结束。北宋历史的悲剧，足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