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 (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 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
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 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驸马、霍国公柴绍的次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 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 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事件梗概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有名的英主，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时人和后世无不称道有加。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英武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
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八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李承乾知道后，大为恐慌，便勾结汉王李元昌(唐太宗的七弟)、陈国公侯君集、驸马都尉杜荷(蔡国公杜如晦之 子)等人，预谋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刚好此时太宗第五子、齐州都督齐王李佑杀掉了李世民派去辅佐他的权万纪，起兵作乱想争夺皇位。
英国公徐世勣前往征 缴，李佑兵败被俘，李世民将他赐死于内省。李佑造反一事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他是侯君集的女婿，也是齐王推荐给太子的)，纥干承基为了求生， 主动揭发了太子一伙的阴谋，这次计划中的政变因而胎死腹中。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元昌、侯君集等参与者均被处死。
这时候，魏王李泰开始谋求太子位，太宗也有此意。但李泰为人张扬，不知道收敛，引起国舅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等重臣的不满。这些重臣提醒太宗说，若要立李泰为太子，就必须 先杀掉第九子李治，否则日后必然会引发夺位之争。
而朝臣均主张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认为九子李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心中犹豫不决，烦恼不堪下，竟然有一次抽刀欲自刺，幸好被长孙无忌等人抱住，夺下了佩刀。最终，太宗还是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将废太子李承乾徙往象州(后封为衡山郡王)，降魏王李泰为东莱郡 王，徙往濮州软禁，以消除隐患。
李治性格柔弱，太宗一直不能放心，随时都要教诲他，李治吃饭时，太宗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李治骑马时，太宗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气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
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
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为他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