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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官也要傍大款 唐朝宰相为钱不惜远嫁女儿
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
贾雨村说：“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与之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北宋宰相李邦彦之父李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有钱的银匠，“惟喜与进士游”。他好客的名声在外，以至河东(今山西)举人赴京城开封参加
科举考试，路经怀州，必到李浦家拜访，而李浦总是会赠送一笔盘缠。当时人们称李浦这种做法为“结秀才缘”，意为结好于有望高中进士的举子，用钱为自己铺路。人在没有当官时，你奉承他，比他当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称“李浪子”的李邦彦，后来顺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说与其父广泛地“结秀才缘”有关。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 。,
点击查看更多图片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开国功臣刘昉广交富商大贾在隋文帝
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大功。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昉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在 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 地位低下。“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 、 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富商进刘昉的门，就得花钱，即需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昉送钱了。如果富商不时时给他献上分量极重、能够打动他的“红包”，他会“屈尊”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乐此不疲吗?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 ，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昉、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给面子。刘昉借口说，没有统兵打过仗，怕干不了。郑译推辞说，老母在堂，不能远行。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昉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爵位、职位照给，不给事干，让其赋闲在家。,
导读：《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贾雨村说：“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
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与之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
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
北宋宰相李邦彦之父李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有钱的银匠，“惟喜与进士游”。他好客的名声在外，以至河东(今山西)举人赴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经怀州，必到李浦家拜访，而李浦总是会赠送一笔盘缠。当时人们称李浦这种做法为“结秀才缘”，意为结好于有望高中进士的举子，用钱为自己铺路。人在没有当官时，你奉承他，比他当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称“李浪子”的李邦彦，后来顺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说与其父广泛地“结秀才缘”有关。
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
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
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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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
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开国功臣刘昉广交富商大贾
在隋文帝夺取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大功。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昉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
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
在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地位低下。“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富商进刘昉的门，就得花钱，即需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昉送钱了。如果富商不时时给他献上分量极重、能够打动他的“红包”，他会“屈尊”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乐此不疲吗?
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
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
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昉、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给面子。刘昉借口说，没有统兵打过仗，怕干不了。郑译推辞说，老母在堂，不能远行。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昉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爵位、职位照给，不给事干，让其赋闲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