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那么多皇帝，英武有建树的好写，平庸而无治绩的不好写，也不必写。道光两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漩涡中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应该写；但是，怎样写出这样一种局势和这样一个皇帝及其间的深层关系，是要费气力的。
当道光养在深宫的童年，荆楚白莲教大起义，闹翻了半爿天；在他69岁驾崩的那一年(1850年)，洪秀全已聚集群雄，将发动比白莲教更大的起义，夺取清朝的江山。清朝已面临历代周期性的大动荡，“鬼神思变置”(龚自珍语)的年代。对此，道光算是个幸运者，白莲教的事是他父亲嘉庆皇帝了结的；洪秀全的大动干戈则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去担当。但是，他躲开了这些，却躲不开另一种灾难，那就是相继困扰的边衅与外患，既有历史的宿疾，又有世纪的新敌。
就在道光刚坐上龙廷的日子里，历来烽火频仍的西北边塞已告警，伊斯兰教白山派后裔张格尔由浩罕率众叛乱，连陷南疆的喀什噶尔等四城。道光遣将调兵，袭祖上余威，经几年征战，又一次平定了天山脚下的叛乱，特诏将有功大臣图像紫光阁。而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把道光搅扰得寝馈不安。他何尝不严厉禁烟，何尝不决心抗英，无奈禁不成，抗不利，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忍痛中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
同一个勤政的道光，同样的臣属，同样的遣将出征，也赢得了西北的战功，却对付不了东南的海氛。两种结局，除了西北与东南异势，宿患与新敌殊致的客观因素外，从道光身上又能看到什么呢?当英国舰队攻袭沿海城镇，道光诏谕任事将臣：“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惟恐损及天朝威仪，其中深怀保境安民的夙愿，也有颟顸自大的惰性。基于这种混沌心态，一当定海陷落、谗言迭起时，道光便不顾海上今昔形势的变化，竟以受到他信任而坚决抵抗英国的林则徐开了边衅，将其革职充军，代之以徒事羁縻并无实绩的琦善，及至琦善在广州私许割地赔款的劣迹败露，又以其有损“国体”而革职拿问。深居九重的道光，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明殖民主义为何物，不谙海战陆战的情势，一以天朝的体面和自己的虚骄为是非，凭藉滞缓和不实的奏报，以指挥数千里外、变化无常的战场，安得不在战争的起伏中进退失据?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第一次碰上了殖民主义的新敌，道光猝然临之，缺乏实际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御新敌，那还说得过去。虽然风起于青萍之末，殖民主义者的兵舰早在战前两百多年以来就不断出入中国海面，衅端日增，由于清朝一贯的自尊和封闭政策，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历史造成的这种蒙昧，也不应苛求于道光。但是战争的结局——《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该是创深痛巨的，教训是活生生的，何况殖民主义者的胁迫接踵而来，理应幡然变计，有所更张。而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1842—1850）的八年，应该说是变战败为动力的关键时刻。可道光在这八年中干了些什么?他虽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整顿吏治财政，图谋挽救。可惜这些并没有超出战前所有政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不仅林则徐前此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魏源《海国图志》也被置若罔闻；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这固然是板结了的天朝体制使然，作为主持全国大计的皇帝——道光个人，又岂能辞其咎?所以，戊戌时的新政，理应发生于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而紧接战后的八年，竟然连洋务派那样的措施也没有。近代中国失落了许多宝贵的时机，这种失落应该说是从道光开始的。
《宣宗本纪》论道：“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且不说“恭俭”、“宽仁”这类套话中蕴涵了几许理性与实绩，要紧的是“守成之令辟”一语。在王朝的通常情况下，道光不失为一个“守成”的君主，决不是坏皇帝；可在转折的历史阶段，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则未必是一个识时务的好皇帝。所以，中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而进入近代，道光的脚也与之同时踏入了近代，但他的头脑却留在中世纪，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皇帝，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时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