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偶然去书店时候看到了一本《唐太宗李世民》，我不禁满怀兴致和充满了深深好奇，因为这对于一向喜欢人物传记尤其是君王谋士传记但又以前没有系统看过唐太宗的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简略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发现原来唐太宗是那么的高深伟岸，无论是他的治大国谋远略、还是他的气量和胆魄、他的沉稳冷静、他的深谋远虑还是他的与大臣相处是那么的谦虚谨慎、对待敌人是那么的宽容宽恕、对待良臣是那么的坦诚相待、对待忠言义谏是那么的从谏如流所谓成盛世必有明君，而唐太宗无疑是君王中的明君，对他的叹服让我觉得其实人可以做的更好的！
最叹服唐太宗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特别是他对待功臣和异己的宽仁和大度，他不仅没有象绝大部分的君主在建立新王朝后大开杀戒，没有象刘邦、勾贱和朱元璋（朱是杀功臣的最典型代表）那样“兔死沟烹”，更是将仇敌李建成的谋士魏征委以重任。因此，这让我们对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和气度大加赞赏！唐朝的辉煌很大程度归功于唐太宗的博大宽仁政策以及海纳百川般的胸怀，总之许许多多的高明和智慧成就了一代英主——唐太宗！
唐太宗读后感（二）
秦王李世民金戈所向，隋朝灰飞烟灭。大唐国立，三子两派争夺继位权，喋血宣武门。名帝胸怀，叛将政敌为我所用，良臣贤相鼎力辅佐。除弊政，用贤良，平蛮夷，恩惠百姓，赢来“贞观大治”、“万国来朝”的好景象。
面对叛将政敌，是斩草除根，还是收拢人心、为我所用？太宗选择了后者，足见其开阔的胸襟。面对宗室贵族，是沿袭旧制、广封宗室，还是革故鼎新、节制宗室特权？太宗选择了后者，足见其圣明的决策。面对突厥十万俘虏，他并没有学周武王处置殷商遗民，也没有学秦将白起坑杀赵卒，而是保留其部落，顺习其风俗，足见其过人的胆识。
太宗时刻都在提醒自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总结古代君王失德的根本均在不利民。于是，均田地，抑宗室，重修《氏族志》等一大批惠民政策得到实施。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魏徵。魏徵原始太子冼马，效忠于李建成。后因玄武门政变被俘。李世民惜才如金，不计前嫌，重用了他。从猜忌到信任，魏徵以他刚正不阿，忠贞不二的品格和勤于政务，劳而无怨的作风感动了李世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最好的见证。
宽容与刚直是我在本书中读到的亮点。唐太宗的宽容，换来了“贞观之治”的盛况；魏徵的刚直，赢得了太宗的信任与钦佩。而这两点，不正是一个人应具备的吗？
唐太宗读后感（三）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之为为“贞观之治”。因此有人说他是唐朝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另外其书法也备受好评。
我选取了赵克尧与袁英光先生的两部《唐太宗传》，比较而言，袁英光先生的传记较为简略，重点在于唐太宗即位前如何辅佐其父夺取天下以及即位后抗击东突厥、治国政策；而赵克尧先生则详细的描述了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夺取地位、开国政策、宫闱生活以及晚年喜好等等。另外赵克尧先生传记最大的特色就是每章后几乎都有历史原因、政策意义之类的分析。
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些是经过加工改造的，特别是关于帝王的部分，我们不能尽信流传下来的史书。首先，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的对待宣武门之变的事实，不能因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而将其彻底美化，当然也不能因为弑兄这件事实将其彻底批判。
另外两部传记都提到李世民“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以及“推行科举、广纳贤才”以及其与臣子之间的口舌之争。尤其是与魏征这个李建成的前家臣，李世民不仅没有因为其辅佐过李建成而疏远他，反而加以重用，而且数次被气到“誓杀此田夫”回头却采纳魏征建议，让人不觉莞尔，这皇帝太好玩了！从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确实是一位明君，一位初具民主意识的君王！而且李世民在位期间推崇儒学，统一经学，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释家是一律压制，而对于道家，赵克尧先生说的是推崇，而袁英光先生却是来了一句“外崇内抑”。李世民推崇道教一方面是提高李家地位，而另一方面是为了抑制佛教，从长孙皇后病后一句“道、释异端之教。从汝言，吾不如速死！”可见一斑。这与赵克尧先生的“崇道尊祖”以及唐太宗“晚嗜丹药”有所出入，而且他提到唐太宗是服药暴亡，而袁英光先生却未置一词。在赵克尧先生的传记中还提到唐太宗的各种兴趣，如“喜好弓马”“属诗赋文”，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的书法那是相当不错（据赵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