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号“贞观”（627—649），故有此称。唐大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惩隋亡之鉴，顺应天下思治的民情，“抚民以静”（《资治通鉴》卷191）为施政的出发点，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兴修水利、鼓励恳荒、增殖人口、广设义仓等措施。使隋末战乱一度凋敝的社会生产又呈现生机。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为贞观之治的明显特点。太宗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长，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荑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马周、秦叔宝，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尽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人才济济，文武荟萃，成为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因素。太宗极为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亲民，执法务求宽简，提倡节俭，抑制旧上族势力，并大兴学校，盛开科举，宠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庶民地主广开参政之门。太宗致力于巩固边防，安抚边疆各族降众，广以羁縻州府，缓和了西北、北边的边患，民族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并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羁縻府州同中央的联系。太宗在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民族思想指导下，推动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在汉藏友好史上意义深远。贞观年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效果显著，“贞观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史家经常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贞观后期，太宗屡兴营建，日趋骄逸，又连年用兵，亲征高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不如前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
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冶”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
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治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冶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措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