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其实这是极不公允的。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李实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韩愈被贬的原因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瞒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韩愈因此事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这里说的幸臣就是李实。新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的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
韩愈攻击永贞革新
韩愈被贬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
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他说的更加激切﹑刻薄罢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怨愤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习韩说。
永贞革新被冤枉了
但历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复申说王叔文革新之公忠体国。他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他认为，王叔文革新，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韩愈以与王叔文政敌俱文珍有旧之故，其《顺宗实录》于王叔文自多贬词曲笔，未可尽信。”详观史料，此语实为公允之说。《顺宗实录》对俱文珍又多有讳饰。如《旧唐书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我们观遍他留下的文字没见柳宗元有一丝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