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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互动的北朝设计艺术

关键词： 北朝 设计 多元

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与北周几个朝代的合称，时间相当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末，这是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之一。在这段错综复杂的时间里，民族的交流与往来盛况空前。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多元互动带来了设计文化丰富多样的面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成了北朝设计的繁荣。胡俗带来的设计新貌，西来的装饰题材以及西域风格的设计，都体现了北方设计艺术的胡风异俗；西来的佛教和祆教更是为北方设计艺术带来了新风。南北方的广泛交流对北方设计艺术构成了有益的补充，这使得汉晋之风在北朝的设计艺术中得以变异承传。
一、北朝服饰新风的开创
北朝服饰因多元文化交织而发展变化。以汉文化为主的衮冕服式，表现出宽袍大袖的褒衣博带、汉魏冠笼样式，被北朝各王朝的礼仪所遵从，成为前后贯串的经线。以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为主，与汉族和外来文化交融形成的常服，如男子圆领缺袍和女子束胸披帛服装的形成，成为发展变化的纬线，开启了中国服饰发展史的新篇章。
北魏王朝长达148年，随着游牧民族统治的南下，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由游牧转向定居。至太武帝时，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开始交融，出现了 稍僭华风，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的局面。魏孝文帝时产生重大变革：为了进一步推行汉化，太和十年（486年），魏孝文帝开始 服衮冕，朝飨万国。 从冠冕着手，恢复汉晋礼仪用服。491年，魏孝文帝与大臣商议正统五行服色，认为 据汉弃秦承周之义，皇魏承晋为水德 ，正式表示遵从正统的汉文化。493年，孝文帝决定首都南迁洛阳。494年，又改革衣服之制， 诏禁士民胡服 。 云冈石窟北魏19窟和平年间（460―465年）供养人服饰、龙门石窟宾阳洞和巩县石窟第1窟的帝后礼佛图中，世俗人物服装为褒衣博带式，这是袭用汉晋礼仪服装而发展出来的。（图1）
北魏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和继起的北齐主要依靠原住于北部六镇的贵族势力，他们又恢复了鲜卑旧俗，同时又受到波斯服饰的影响，产生了一种便捷的服装。北周也没有严格地沿用北魏改制的服饰，在服饰方面显得杂乱。因此，北朝的服饰是在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多次互动下，在不断增改变异中做出的合乎时代的选择。在北朝一百六十多年时间里，各族服饰在时代大舞台上轮换登场，或汉化，或又鲜卑化，或胡汉混杂，并有外来服饰东渐中原，服饰样式屡有变异。
孝文帝等改革服制主要着眼于采用汉家的礼仪文化，宽袍大袖，礼仪烦琐，在日常生活中服用并不便捷，这应是这种服饰未能普及和长久的重要原因。 在多次服装变异和糅合的过程中，人们最终还是要选择便利、舒适和美观的服装，于是在北魏晚期、东魏、北齐、北周都出现了新的服饰。
至少在东魏，女装已出现了小袖合领长袍。河北磁县东陈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墓中出土了一组女陶俑，作磨房劳作、炊事、提包等劳动状态。（图2）女俑均垂双髻，身穿窄袖束胸长裙，内衣为合领，腰间垂裳如腰袱，还垂有长带，其妇女服饰已与隋代妇女常服大致相同。 最新的考古材料显示，北齐妇女的常服继承东魏，又有新的发展，如：太原市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在徐显秀墓发现了大型的精美壁画，在墓室北壁壁画《宴饮图》中，男女主人身旁各有一仕女，（图3）身穿红色束胸长裙，裙上饰对兽联珠纹，外披轻薄的窄袖衫，已接近半臂的样式，脚穿黑靴。 又如：太原市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墓出土了一件陶女仆俑，身着红裙，外加胸前打结的白色披肩，其样式已接近于隋唐女服的披帛。 在徐显秀墓东壁壁画《备车图》中牛车后，有一身穿翻领黄衣的仕女，下着黑靴，这种翻领衣式受到波斯服装影响。在驾车的牛后有一胡人，也穿着翻领长袍，着吉莫靴。在徐州的北齐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脚着靴、服翻领衣的陶女俑。这种翻领衣服，男女皆有服用，是一种便于骑乘的服装。所谓唐代妇女穿翻领衣、着靴是女扮男装的说法看来并不确切，骑装在北齐是男女通用的。
南北朝时期男子的服饰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下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常服方面。北朝以鲜卑族流行的缺髋长袍为主，这种缺髋袍有交领和圆领两种，窄袖，过膝长衣，两侧开衩，便于骑马，是这种袍服与汉代袍服的最大不同。孙机先生说： 缺髋衫即衣侧开衩口的长衫，又名衩衣。 其衩口起初开得很低，后来愈变愈高，直抵髋部。缺髋之名称，或缘此而得。由于着缺髋衫便于骑乘，所以推广得很快。 在山西太原北齐时期的娄墓、徐显秀墓的墓室壁画中，画有许多穿着缺髋袍的男子形象，（图4）说明当时这种袍服已经流行开来。据《隋志》记载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 宇文护始命袍下 ，对较短的袍服进行改造，融合汉族上衣下裳的礼仪化和威严感，这种衫和袍实际上是汉文化和鲜卑文化交融的产物。
二、饮食器具的丰富与白瓷和彩釉的出现
北朝的饮食生活变得丰富多样，食品和酒的种类增多。北方由于寒冷，人们喜爱豪饮。南方流行以耳杯为饮食器，容量较小。在北魏晚期，北方各族开始以深腹碗来代替以前使用的耳杯，河南巩义县白河的北魏窑址中，出土的陶瓷以仿玻璃碗的深腹碗为最多。南朝盛放食物的器皿仍旧沿用汉晋盘子的样式，北魏晚期则开始仿造圈足金属器，用漆或陶瓷制成高足盘。以后碗和盘这两种饮食器皿沿用至隋唐。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认为白瓷是在隋代北方地区产生的。在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巩义白河窑、安阳相州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杯、碗等小型白瓷器物以及烧造青瓷和白瓷的北魏窑炉 。（图5）研究表明，中国白瓷发端于北魏晚期，北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隋代已成功烧制出精细白釉。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一批白釉陶瓷器皿，器型有长颈瓶、四系罐、三系罐、碗、杯等。其中一件白釉绿彩长颈瓷瓶，器型与甘肃张家川县北魏墓出土的波斯银壶相同，（图6~图7）瓷瓶腹部有泼彩式淋漓的绿釉，当时波斯萨珊王朝盛行绿釉陶器，而安阳在北齐首都邺城的范围内，当时与波斯国交往甚密，因此北方白瓷的产生是以中国南方先进的瓷窑和烧成技术为基础，达到烧制瓷器所必需的高温，又吸取了从西亚传入的釉彩的结果。看来一般意义上认为中国瓷器的 南青北白 的格局，从魏晋南北朝已经开始。
公元五世纪中叶，北魏平城宫殿上已经开始使用琉璃瓦，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北齐宫殿使用黄、绿颜色的琉璃瓦，（图8）瓦当以莲瓣纹居多。 当地工匠把烧造琉璃瓦的釉彩工艺转到瓷器烧造，是自然的事情，琉璃瓦的使用和少数民族喜欢鲜艳的色彩和发亮的材料有关，所以来自西亚的琉璃釉面陶技术被充分吸收和发展，产生了琉璃瓦，受到广泛欢迎并开始在建筑上应用。北朝的瓷器烧造借鉴融合了来自多方的技术手段、工艺方法和风格样式，是中国陶瓷史上白瓷和彩瓷发展的转折点。
三、高坐具的流行和传播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带入内地。汉人的坐姿为席地跪坐，所以使用的家具都是围绕席地而坐设计，以一席作为房间地面模数单位，陈设则以主人坐的主席为中心。而北方少数民族在生活中坐姿就显得多样而随意，如匈奴族为箕倨，《淮南子》言： 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 鲜卑族为蹲踞， 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 北朝上层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不依汉人跪坐姿势，如北魏宁懋孝子棺石刻线画中，有一坐于步辇上的老者即为鲜卑族的蹲倨坐姿。按汉人礼仪男女不同席，而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男女可同坐，如北齐徐显秀墓，墓主人夫妇同坐于高足榻上。（图9）
比起汉朝的床和榻，北朝上层所用的床榻形制更加高大。河北望都二号东汉墓出土的石床，长159、高18厘米，床足较矮，可以供一人睡卧于上。北齐徐显秀墓中夫妇共坐的床榻就明显要高，床后围多幅折扇式罩屏风，床设带有牙子的局脚床腿，以旁边站立的侍女来进行度量，床榻高度相当人的小腿高度。由此墓也可了解榻和床的功能划分已经不再明显，床榻已经具有了坐、卧、待客、宴饮等多重综合功能，成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北齐、北周的石榻上往往带有刻绘图像的围屏，在西安北周安伽墓中的石榻围屏刻有粟特人的生活场景，屏风刻画中亦有屏风。 （图10）现存最早的围屏实物是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绘围屏。这种折叠式围屏，可能源自西域，后来成为我国内地的室内主要陈设之一。
北朝一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名为 胡床 的坐具开始在上层流行，并开始由北向南传播，虽然叫做床，实际上它是一种交叉折叠可以活动的小凳，就像今天的马扎，上部两根横梁间用软绳穿结，收放自如。胡床由于其便携性，经常用于行军和将领指挥战斗，前凉谢艾在战斗中，舍弃乘车而踞坐胡床，指挥战斗。 山西雁门人候景，篡夺豫梁章王萧栋之位， 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足坐， 其作风可以说在当时大异其俗。又记侯景在升坛受禅之际， 以车床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 。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不断冲击，汉族传统的坐姿和家具也相应受到影响，一些新式的家具开始出现。不仅是胡床，而且出现了椅子，在敦煌壁画西魏第285窟的顶部北披下部《禅修图》中出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椅子的形象。（图11）图中描绘一位双目紧闭的禅僧跪坐在一把四足高靠背椅上，椅子两侧带有扶手，靠背上有出挑的搭脑。
在新出现的高足坐具中，还有一种束腰圆凳。在敦煌早期的十六国、西魏壁画中都出现过，如第275窟《月光王本生》中的月光王就垂足而坐在束腰并带直纹的圆凳上。西魏的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中也出现了垂足坐在带有仰覆莲瓣的束腰凳上说法的佛。在北齐贵族青州傅家石室墓线刻画像中， 就出现了墓主人头戴折巾式冠，身穿系带长衫，左足垂地、右足盘膝坐在束腰凳上的场景，（图12）这是目前考古资料中所见生活场景中坐于凳上的较早图像之一。
北方少数民族形形色色的坐姿打破了汉族单一的跪坐形式，当然，当时坐具也出现了一种杂乱无序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胡床还是束腰凳，都导致了垂足而坐姿势的出现。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唐代是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过渡时期，现根据文献资料和新的考古资料，可以把这个转折点定在魏晋南北朝，这是跟北方各少数民族迁徙到黄河流域是分不开的。
四、由多元趋于统一的建筑设计
北朝时期，由汉代强势的汉文化，转变为汉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此起彼伏地互动的格局。经过长达三百多年的变革和整合，建筑设计在新的高度上趋于统一。引起魏晋南北朝设计变革主要有以下因素：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相互影响和交融；城市居民成分的复杂化和文化内涵的多样化；各种宗教的兴起和宗教建筑的出现；新的建筑材料的运用；多元文化的兼容使建筑装饰纹样空前丰富。北朝是都市平面规划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虽然在春秋晚期齐国官书《考工记》已提出王城和宫城的规划，但是战国、秦、汉的都城都没有按照其营国制度建造。到东汉末期，曹操专权，在都城洛阳之外另立政治中心，建邺城。城中有横贯东西的大道，将城市分为北部宫殿区和南部衙属区、里坊区，开启了城市中轴布局的格局。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族统治集团在洛阳旧城的基础上加以改建，其设计是为了适应当时城市的居民成分和文化内涵。当时的洛阳已成为各方外国使节来往频繁的都市，如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载： 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 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三年已后，赐宅慕化里。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三年已后，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上述的四夷馆各自归于里坊之中，当时洛阳城规划了三百二十多坊，坊为方形，围以方墙，坊四面开门，形成规模宏大的里坊。里坊的扩大不能简单归于军事目的，更重要的是与入居洛阳居民成分的多元化以及居民人数骤增有关，洛阳的改建进一步奠定了都城北宫南坊的格局。（图13）
孝文帝时佛教盛行，这为洛阳城的改建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据《洛阳伽蓝记 原序》记载： 京城（洛阳）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这些寺院分布在洛阳的城内城外和四方，其中最著名的是永宁寺及寺中木塔。据记载塔高九层，为历史上最宏伟的木构楼阁式塔，是汉晋楼阁式建筑和印度佛教建筑相结合的塔式。北魏洛阳城是后世都城建造寺院的开始。
东魏、北齐迁都于邺，至洛阳迁户四十万，于旧邺城城南增筑城池，史称邺南城。《北齐书 李业兴传》载：邺南城的建构主要由右扑射高隆之负责，由辛术、李业兴、张熠参与设计。都城建造之前，经过了精心的商议和方案规划，起部郎中辛术向皇帝推荐散骑常侍李业兴，奏书让其 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 1983年考古工作者对邺南城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在发掘简报中称： 邺南城具有明显的中轴线，以朱明门、朱明门大道、宫城正南门、宫城主要宫殿等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等呈较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纵横的街道垂直交错，道路网络呈棋盘格状分布。 另据明崔铣《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记载，当时邺南城有里坊四百余个，里坊规模胜过洛阳。邺南城以三条南北大道和三条东西大道构成棋盘格状布局，采用中轴对称的城市模式，是设计者们事先考定曹魏邺北城和北魏洛阳城等都城规划的优缺点，加以完善，出具新图，才设计出的新的城市模式，融合了之前几朝都城建筑的特点，包含汉族、鲜卑族以及其他各族多样的文化内涵。邺南城在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隋都大兴城和唐都长安城的规划皆渊源于此。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外来宗教、外来建筑材料和技术都很感兴趣，这里有地理位置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后赵国主石虎在关于信奉佛教的辩论中说到： 佛是戎神，正应所奉。 他们倾国家财力营造宏伟的石窟寺，促进了石刻建造和技术的发展。北魏在平城建云冈石窟，来自凉州的沙门统昙曜负责开凿了云冈的昙曜五窟，五窟主尊的高度都超过十三米。整个云冈石窟的建造历时三十五年。在天水麦积山、太原天龙山和邯郸南北响堂山的石窟中，还有模仿木构的石刻建筑。（图14）北朝的石构建筑无论从规模和技术上都远胜过汉代。还出现了木构建筑以石为基座的做法，《洛阳伽蓝记》记载： 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 现存的北魏河南嵩岳寺塔，其基座和塔刹都是石构。这种大型建筑以石为基座的做法后来一直被沿用。（图15）
结语：
北朝的多元文化以汉文化为核心来进行整合，是有其必备的条件的，北朝的诸多民族中汉人占到大多数。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朝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汉字却有着深厚的根基，并且还是能够跨越方言被汉人通用的文字。汉字成为北朝唯一的下达政令、广布消息的有效载体，即使是外来的佛教，也要译成汉文才能够传播。尽管北朝多元文化互动过程曲折而复杂，终究围绕着汉文化为主体展开，越到北朝晚期，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汉代的汉文化与其他多元文化更多是一种共存关系，那么北朝的汉文化和其他多元文化则更多是互动交融关系。这一背景下的北朝设计文化，外延更加宽广，内涵更加深厚，为盛唐建立繁盛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设计文化打下了基础。

注释：
《南齐书 魏虏传》第990页 中华书局1974年
《魏书 高祖纪 第七下》第161页 中华书局1974年
《资治通鉴 齐纪五 高宗明皇帝上》第4370页 中华书局1974年
《南齐书 王融传》： 若衣以朱裳，载之玄，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蹒，困而不能前已。 《南齐书 王融传》第819页 中华书局1974年
《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二卷 第468~470页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1983年
《文物》2003年第10期《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第4页
《文物》1983年 第10期《太原市北齐娄墓发掘简报》第10~24页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第454页 注释④ 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0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河南巩义白河窑址》第108页 文物出版社2008年
崔铣《嘉靖彰德府志 邺都宫室志》卷八 第2页 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印本
《淮南子 齐俗》卷十一 第783页 《诸子集成（七） 淮南子注》刘安著，高诱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后汉书 卷九十 乌桓鲜卑》第2979页 中华书局1974年
《洛阳伽蓝记 卷第三 城南》记载： 永平二年，乾罗国胡王所现皆（背）施五彩屏风 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 《洛阳伽蓝记校注》161页，北魏杨之著，范祥雍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晋书 列传第五十六 张轨》2242页 中华书局1974年
《梁书 列传底五十 候景传》859页 中华书局1974年
《文物》1985年第10期，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第49页
《洛阳伽蓝记校注》160-161页
《魏书 李业兴传》1862页 中华书局1974年
《考古》1997年第3期 第31页~42页 《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工作队
《高僧传 佛图澄传》卷九 第345页 中华书局1992年

作者：张晶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博士 副教授）
上海市教委创新重点项目 北朝设计艺术研究 资助项目（51K03104）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2010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北朝设计研究 阶段成果之一 （10YJC76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