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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宗师裴駰

　　裴駰，字龙驹，裴松之之子。南北朝时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博学多才，主要著作为《史记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史学受封普遍重视，史注随之盛行。继裴松之以补充史料为主注释《三国志》，创新完善了史注的内容和形式后，又出现了以荟萃众说为特点的集解、集注形式。裴駰的《史记集解》是代表之作。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问世后，为之作注者历代有之。最早注《史记》的是东汉延笃。发展到隋唐，巳多达20来家。而流传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駰《史记集解》80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为补充，成为受人称道的好注本。
　　裴駰称赏司马迁，认为他确实是“命世之宏才”，能够广博地涉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纂成数千年的通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值得尊敬的，又《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堪称一家之言。但是，他经过考校，认为此书也“时有纰谬”，“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有时“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于是，他决心为《史记》作新注。
　　当时，《史记》注本已有多种，经比较，他选择晋宋之际学者徐广的《史记音义》做基础，然后博采九经、诸子、诸史和汉晋人的《史记》注说成果作集注，称自己的注释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并收诸说。裴駰认为徐广的《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而殊恨省略”。于是他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有关诸书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凡是能补益《史记》的，全都抄入。抄写中，首先引出作者，注明出处，然后将引文准确详细地录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实连贯，表现出一丝不苟的科学严谨态度，不仅准确地注释说明了原文，方便了阅读，而且为后人校勘辑佚旧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证，从而使注文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未详则阙。裴注与原文的关系，—般是谨守着“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详则阙，弗敢億说”的原则，是认为“人心不同，闻见异辞”。自己“愧非晋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去评论解释积德多学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因此在文义可疑之处，往往并列数家之说，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抵牾”之处，也往往“依违不悉辩”。有时，对原文出现的明显错误，裴注也只是稍作变通，客观地引出他说，而自己不作决断。
　　对所引注文，也基本取“未详则阙”的原则，他举例说：“《汉书音义》称‘臣瓒’，莫知民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这里显然是一种“依违不悉辩”的处理办法。
　　第三，删浮取实。阙疑者虽可防止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弊病，但有拘谨之嫌，裴駰并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学考证做为前提的。他往往是对前人所注之文句异同，悉心考订辨正，“删其浮辞，取其要实”。能下判断的，则以己意断之，用“駰案”标明。
　　对《史记》正文出现的谬误，间或也作正面订正。对正文的纠正及对注文的删取，其苦心在于对《史记》起裨补作用。他将这种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继朝阳，飞土之集华岳”。
　　第四，补充史料。裴駰对《史记》的裨补还表现在对原文的史料补充上。即补充大量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扩大注释范围，充实注释内容。在传统的训诂注音之外，又继承发展了其父裴松之补充史料的特点，形成《史记》注释的新传统。唐代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又继承了《集解》的这一新传统，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实际上是唐以前史籍注释的综合性总结。裴駰之开启之功，不容忽视。
　　裴駰在我国史注历史上，是继裴松之之后，又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称他“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承认了他在史注上的宗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