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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四大志人小说

《汉武故事》撰人不详，由葛洪（283—343）写定。今存一卷，内记武帝生于猗兰殿至崩葬茂陵一生中的杂事，下及成帝时事。其中亦有神仙怪异之言，可以说是志人而兼志怪的小说。文章简雅，水平甚高。
此书一向不题撰人，到《崇文总目》忽然题作班固撰，又有说作者是王俭的；清末大学者孙诒让《札》（卷十一）据《西京杂记》序，考定为葛洪所作。考虑到《咏怀诗》、潘岳《西征赋》都采用过其中的典故，则其书远在葛洪、王俭之前应已存在；又书中又有所谓“当涂高”（一种关于汉魏行将易代的预言）的记载，书中有些片段对神仙的态度颇近于，则似乎表明建安时代已有此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葛洪乃是今本此书之最后整理、写定者。《汉武故事》旧有辑本多种，先生《古小说钩沉》辑得五十三则。
本书中颇有专记人间之事，而毫不涉及怪异者，例如记汉武四岁时欲得阿娇为妇并说“当作金屋贮之”的故事，后来凝聚成一则著名的成语“金屋藏娇”。颜驷白首为郎的故事虽然最后以问题解决、大加歌颂作结，而实际上却暴露了政策没有连续性而又总是一刀切之用人方针的弊端，所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决不仅仅是颜驷一个人的命苦，而带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此中最富于小说意味的是关于微行的故事：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内，乃留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倾，还内，上使人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倾，妪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公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惧也。今日俱令公子安眠无他。”妪自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妪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希复微行。
这是一幕发生在夜间的小喜剧，有惊无险，颇多趣味。三个主要的人物皆着墨无多，而形象已很鲜明：皇帝一旦微服走出宫门，失去权威，在老百姓眼便成为非盗即淫的歹徒，他身边虽然也有随从十余人，却对付不了手里有武器的十余个青年；武帝的长处在于处变不惊，善于估计形势，事后又能豁达而合理地处理此事，像个明君。旅馆主人是一的良民，勇于维护社会治安，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只是勇而无谋，几杯老酒下肚就被老婆捆起来了。老妪则智勇双全，实为女中豪杰。西汉盛时民风之淳朴刚毅、敢作敢为，由此可见一斑。“逆旅翁”召来的一批青年和武帝的那些随从都比较平庸，恰好成为主要人物的陪衬，使得这一场好戏不至于因为缺少龙套而显得单调。亭长虽是一过场人物，也不可或缺，他在另一意义上的烘托也颇有助于塑造逆旅夫妇的形象。
封建帝王之微服出行必然形成地位与处境的巨大落差，容易产生戏剧性的故事，至今仍然是影视作品乐于从事的题材之一。 二
《西京杂记》一书，原本二卷，后分为六卷，据说是刘歆的作品，而其实出于葛洪，该书葛洪跋云：“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补《汉书》之阙。”此事前无所闻，当是葛洪释放的烟幕。但葛洪在从事此书时很可能有些过去的文本作为依据和参考，他本人只是一个最后写定者。此书《隋志》不著撰人，《新唐志》径署葛洪；后有《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等多种版本流传。晋人的志人小说完整地流传至今者，只此一部。
此书中故事与杂记并陈，正合于古老的“小说”观念，其中多载帝王逸事、宫廷、大臣事迹之类。各种零星材料的记述与现在的小说概念相去较远，但这里颇多重要而有兴味的信息，如关于园林的两条：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卷二）
茂陵富人袁汉广，藏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汉广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卷三）
说起汉代的建筑和园林来，人们一般重视皇家园林，其实私家亦早已有之，而其中有些精华后来往往进入皇家。又有值得注意者，此时已有假山，安排活水，并注意在园林中驯养罕见的动物，同时又兼具植物园的功能。
又有秋胡戏妻的故事：
昔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如今日也。”采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卷六）
男人一阔就变坏，秋胡是一典型。后来乐府中有《秋胡行》，元代石君宝有《秋胡戏妻》杂剧。不同的是后来的秋胡一类人物大抵并无惭愧之意。 再如关于菊花酒的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这一记载颇有助于人们理解陶渊明为什么喜欢“采菊东篱下”：他正是为了酿菊花酒来饮，争取长寿，但是否真能有这样的效果，他却并不在意。
鲁迅对《西京杂记》估价很高，评为“意绪秀异，文笔可观”，大大高于一般的作品。葛洪的水平，自然要比一般的作者高出一头。 三
《语林》，东晋处士裴启撰。《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条注引《裴氏家传》云：“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稚，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又加按语道：“檀道鸾诣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又同书《轻诋》篇“庾道季诧谢公曰”条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晋隆和（按此乃晋哀帝年号，362）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隋志》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中提及《语林》，谓凡十卷，梁时尚存，至隋已佚。
晋人言论崇尚玄虚，举止亦贵旷达，南渡以后，此风更盛，记述名士的举止言谈，遂为人们喜闻乐见，《裴子语林》乃此中成书最早者。时颇盛行，“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后来指责其中记载他本人的言论有两处不实，并以“裴氏学”为虚伪不足道之代名词；裴启遭此重创，其书遂废。其实，即使此书中确实有两条不确，也并不代表全书就全无价值，事实上后来的《世说新语》及其刘注颇从此书取材，群书中亦常见其遗文，并未全佚。
《语林》的前人辑本有过多种，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一百八十则；后又有周楞伽校注本《裴子语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后出转精，最便省览。
《语林》中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文字十分简省：
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驰遣杀此使。
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生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王旷就是的父亲，是他首先提出晋王朝应将政权的中枢迁往江南。后来《世说新语》从《语林》中抄录了不少片段，有些略有改动，有些迳录原文。古人著书不惮于偶作文抄公，从事小说时尤其可以如此。 四
《郭子》，东晋郭澄之撰。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曾为相国刘裕之参军，随征姚泓，后位至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有集十卷。生平见《晋书》卷九二《文苑传》。《郭子》一书曾一度显赫，《世说新语》出来后渐渐湮没，旧有两种辑本，《古小说钩沉》辑得八十四则。审其遗文，实与《语林》为同类。
这里的故事也极简明，举两条来看：
王公（王导）有幸妾姓雷，颇与政事，纳货。蔡公（蔡谟）谓之“雷尚书”。
王含为庐江，贪强狼藉。王敦欲护其兄，故于众坐中称“家兄在郡，为政定善。庐江人咸称之”。时何充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傍人为之反侧，充神意自若。
王导为一代名相，功勋卓著，而其宠妾却弄权纳贿；蔡谟地位不如王导，敢于揭发问题，只是措辞比较委婉。何充是王敦的属官，很敢于当面讲真话。东晋人颇有风骨，不仅长于清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