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期由于“八王之乱”塞外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羌、羯、氐）趁其国力衰弱之际纷纷建立起非汉政权与中原的汉政权对立长达百年之久史称“五胡乱华”，直到隋朝统一全国才结束了这百年的战乱纷争。
隋朝建立后，中原的鲜卑人逐渐与兄弟民族血脉相通，融为一体。据考证，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鲜卑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皆出自拓跋鲜卑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纥豆氏；长孙皇后的父母皆为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因此只有四分之一。有研究据此西域香瓜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 且不论此说科学与否，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从此以后那个纯粹的鲜卑民族永远地消失了。 不仅如此，鲜卑、匈奴、羯、氐、羌五胡”一起内迁，打破了汉族一族独大的局面，搅乱了原本平静如水的中原。也因为这一事件，中原人的血统正式定型：就像希腊和印度北部被雅利安化，美索不达米亚闪米特化一样，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被蒙古人种同化了。 对此，人们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但也有人包括许多汉族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五胡乱华”。 千万不要忽视后一种观点，因为直至今日，反对民族融合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今天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地区，仍有许多人狂热地高呼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那个，个别人甚至不允许与兄弟民族通婚。但大自然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天生反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糅而成；最睿智的思想都是碰撞结合的产物；最丰收的庄稼都具备杂交优势；最聪明美丽的民族都是融合的结果。 而今看来，包括鲜卑在内的“五胡”与“古老汉族”的融合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交汇到一起，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气质，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也逐渐加入了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被冲破，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终于爆发。 如此一来，那过分儒雅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各自扬弃了片面性，一种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于是有了打马球的男人，荡秋千的妇女，醉酒当歌的诗人，也有了袒胸露背的女装，宽广笔直的大道，金碧辉煌的庙宇，高耸入云的佛塔，纷至沓来的使者。而这些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使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唐王朝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伟大中心。 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浩瀚无涯。说到这里，我不禁感叹那些将五胡内迁冠名为“五胡乱华”的史学家是多么的目光短浅。 历史的赞歌应该献给那些主动拥抱文明，甘愿奉献血统，不求留下姓名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