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举足轻重的名将《法正》字孝直
三国时，在刘蜀政权创建的过程中，闯进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当刘蜀政权兴旺发达时，他就离开了人世，"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他就是法正。史书对他有客观评价，后世对他多有微辞，刘备对他器重有嘉。
法正，字孝直，右扶风d人。建安初年，天下饥荒，与同郡人孟达等俱入蜀，"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可谓入仕了，应是衣食无忧了。在刘璋麾下坐了官，按说应上报主上恩，下抚黎民心，然其作为不但不被称颂，还落得"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名声不好。刘备入主益州，法正走红。陈寿评价说："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并将其与庞统列入一传。
法正在刘璋政权时的处境不佳，才华不能显现，这与刘璋的黯弱是分不开的。刘璋的父亲刘焉，本在京城坐官，目睹了灵帝时的政治衰缺，预感天下将乱，曾建议朝廷应派清官接管地方，又觉得汉王朝已无药可救，欲求交n牧而避祸全身，后在董扶的建议下，适时入于益州，策略地控制住了益州的混乱局面，遂产生了私意，"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又收编了一个异教组织"五斗米教"，并派其教主张鲁、张修率教徒进击汉中，袭杀了汉中太守苏固等，夺得汉中地盘，张鲁遂"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刘焉上言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这样，刘焉在益州搞了独立王国。至刘璋世，治理混乱，刘焉过去的故老旧臣与刘璋离心离德，各怀异己，张鲁也脱离了益州控制，独霸汉中，与刘璋互为仇敌。这就使得刘璋政权危机四伏。
208年，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刘璋感到情势不妙，连派三批使者交好曹操，益州别驾张松是第三批，被挡了回来。张松使命无果，于是建议引进刘备来征张鲁、抗曹操，实则别有用心。刘璋信松言而拒忠良黄权、王累等谏议。因张松与法正友善并知其能力，荐其为使者，往来于刘备与刘璋之间，其才能始得发挥。
刘备取蜀是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葛亮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法正在张松的举荐下，作为特使与刘备进行了沟通，以其智谋果勇与刘备肝胆相照。庞统在刘备取蜀时为军师，与张松、法正相呼应。在谋取益州的问题上，诸葛亮、庞统、张松、法正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具体操作时，庞统献的取益三策与法正献的取汉中策谋与三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刘备称霸一方贡献卓著。
法正在刘璋政权时，一直处于被压抑之中，除人品被谤议外，也是低调处世。"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因为刘璋黯弱，治理混乱，"不足与有为"，所以不能发现和使用人才。张松举荐法正为使者，"正辞让，不得已而往。"他是不愿为刘璋办事，碍于张松的面情和上峰的派遣，不得不应付之。当与刘备相见后，"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至此，法正即将泯灭的意志被激活，这才有后来的里勾外联，颠覆刘璋政权的作为，也被一些观点认为德行不好。
法正效力于刘备后，忠勇谋策，挥发无余。这与刘备的明睿识人，励志进取的魅力是分不开的。法正效力于刘备，可以说是一种际遇，也是时势发展的一种巧合。因为受张松的举荐，因为受主人的派遣，不得不和刘备交往，而刘备与法正的见面，激活了法正的意志，法正的作为可以说对刘蜀政权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作为益州股肱的张松举荐法正于刘备，自己却为刘备的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非常遗憾的。
在刘焉主政益州时，汉中已纳入控制范围，而在刘璋时，汉中则被张鲁分割了出去，并与之为敌，双方互不能克，这应当是刘璋暗弱的一个方面。刘璋听信张松言，派法正引进刘备替其攻打张鲁，这是刘璋暗弱的又一个方面。当益州归属刘备后，取汉中就会成为必然的军事行为。 但是，取汉中也应有一个准备过程与合适的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对汉中虽只字未提，但却有四次示意："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汉高祖刘邦是被项羽分封到汉中当王的，"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现汉中市区）"，刘邦是从这里打出去建立大汉王朝的。"刘璋暗弱，张鲁在北"。张鲁因刘璋暗弱而能盘踞汉中。"若跨有荆、益"这是诸葛亮"隆中对策"中钳击曹魏设想的前题条件，这里所说的益州是包含汉中的。"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出秦川不经汉中，又从哪里进军合适呢？因此，汉中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刘备在达不到地跨荆、益的情况下，想得到汉中，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214年，刘备取下益州，曹操赶走马超，张鲁政权的存活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威胁。此时东吴违盟弃好，偷袭了荆州三郡，刘备十分恼火，于是在215年率五万大军下公安，欲以武力回夺。当得知曹操征降了张鲁的迅息后，却与吴达成了一笔交易，划拔荆州三郡归吴而迅速回撤，以防备曹操对益州的侵害。曹操在降服张鲁后，没有采信刘晔、司马懿乘势攻蜀的建议，而是安顿好汉中的防务后，就撤退了，这也是双方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
曹操及直属部队虽然撤离了汉中，但在汉中却留下了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军备集团，几乎把他的西北军主力全部留在了汉中，以夏侯渊为汉中守备军的主帅，辅之以张A、杜袭、徐晃、郭淮等知名将领，严密布防和守圉。这对刘备来讲，是极其不利的，要想拥有汉中，必须精心准备，知己知彼，捕捉机遇。217年，夏侯渊集团派张A侵袭巴西，"欲徒其民于汉中"，被张飞迎头痛击，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差点殒命。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蜀中士气，取汉中舆论高涨，于是筹谋汉中的时机成熟了。
法正献策曰："……今策渊、A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这个策谋是取汉中的一套完整计划，是极其远见卓识的。它首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对曹魏设在汉中的守备力量与自己的实力比较之后，得出了可行性判断与必胜的信念。那么，要想取胜，必须"举众往讨"，这是十分正确的策论，在取汉中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其次，在取下汉中后有三利之论，其一是："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其二是："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其三是："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后来，诸葛亮以汉中为基地的五伐中原，也没有脱离法正的三利之论。诸葛亮是以其上利为目标的，然在北伐过程中却因操作不当而失掉了中利，最终以下利而获益。
取汉中是蜀中君臣、谋士、将帅的共同心意，取汉中的部署也是缜密而紧罗密鼓的。以张飞、马超、吴兰、雷铜为侧翼，以刘备、黄忠、赵云、魏延为主力的正面强攻力量，以法正为主的行军参谋，以诸葛亮为中心的后勤保障体系等部署十分得当，虽然，吴兰、雷铜牺牲了，陈式控扼的马鸣阁道丧失了，但汉中拿下了，对于损失和胜利，大小是有别的。
刘备发动夺取汉中的战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蜀大军在阳平关一带（今陕西勉县老城以西），受到张A的强大阻击，刘备感到兵力不足，"急书发兵"诸葛亮征询杨洪，杨洪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由此可见，夏侯渊的汉中防线是何等的牢固，刘备攻取阳平关是何等的艰难，并且在此酣战连年而无大利。
219年正月，在一个风急月隐的夜晚，刘备发动了一场夜战，烧掉了张A守备的阳平关都围的鹿角，撕开了一个口子，与曹军展开了肉搏战，而张A亲兵卫队的战斗力很强，刘备不能取胜，便迅速撤离了战斗，却南渡沔水，直插夏侯渊老营定军山，这是夏侯渊始料不及的。当夏侯渊知张A防线出现了危机，则分半兵助A，然却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没想到刘备撤出与张A激战后却直奔自己的老营而来，且又放了一把火，烧得夏侯渊乱了方寸，回军救火，被刘备打了一个伏击战，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
刘备阳平关没攻下来，却一举挺进关内腹地定军山，并且伏击了曹魏汉中主帅夏侯渊，这就打破了曹军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体系。主帅殒没，曹军慌神。此时，汉中天险已不唯曹军所独有。疾病缠身的郭淮也强支病体，协助张A支撑残局，曹操知汉中危在旦夕，也从长安举众而来，219年3月，"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终因败局无法挽回而于219年5月撤离了汉中。当曹操得知这些"奇画算策"出自法正，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刘备与诸葛亮是鱼水情深，刘备与法正何尝不是这种关系呢？只是他们各人的司职不同，而其司职的配合能够使刘备的事业兴旺发达，这就是"以公义相取"的结果，是一种互补关系。裴松之说："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这个场景是汉中战役的一次战斗中的情形，是法正谋勇果敢的生动写真，也是法正效忠于刘备的最好诠释，更是刘备与法正互敬互爱的具体表现。
在刘备时，"唯法正见谥"足以说明法正在刘蜀政权的地位，也足以证明刘备对法正的器重和追悼。诸葛亮在刘备夷陵覆军后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不但是诸葛亮发自肺腑的感叹，更是对刘蜀政权栋梁之臣的离去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的痛惜。刘备称帝时，"法孝直若在"，或许蜀汉能够"倾覆寇敌，尊奖王室"，或许蜀汉能够"蚕食雍、凉，广拓境土"，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