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西南夷治理：诸葛亮通过怀柔让其心悦诚服
作为以云南贵州为基地的少数民族集团，西南夷曾经长期是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盲肠」，但是在三国蜀汉政权统治时期，诸葛亮凭借其巧妙的民族政策，从此奠定了西南夷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稳定进程。
萨以为，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看诸葛亮处理西南夷民族问题的种种措施和思路，也是饶有趣味的。
关于蜀国处理西南夷问题，＂攻城＂，＂攻心＂一直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似乎七擒孟获的意义在于采取了怀柔的民族和解政策。笔者以为以此为基础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某的感觉诸葛亮的贡献远远大于制定一个怀柔的政策。
其实，东汉政府对于南中的政策始终摇摆在＂剿＂，＂抚＂两者之间，——这两个词好像在历史上很时髦，就是清朝对于西欧各国，也没有开放和闭关的概念，看看当时的奏折，内容全是＂剿＂或者＂抚＂，好像很可以将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剿的弊端很早就为人所重视，所谓＂西南夷又数反，每发兵兴击，费巨万而无功。＂ 致力于民族和解的努力并非始于诸葛亮。过于强调「抚」的威力， 反而掩饰了诸葛亮南征的闪光处。
早期致力于＂抚——怀柔＂的努力，确切的说，是通过让步力争＂缓和＂民族矛盾，可以称之为＂和稀泥＂，比喻为治黄河，就是疏导，固然比筑坝硬挡好些，改变不了＂害河＂，＂祸龙＂的本质，仍然要时时防其成灾。
诸葛亮处理西南民族事务，并非忍让以求和解，有的时候还相当强硬，击杀高定元等作战毫不留情，其独到的价值，在于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 ——至少是在当时的时段上＂解决＂ ？Ｃ西南民族问题，扭转汉夷对立的局面，使南中地区成为蜀汉＂混凝土＂式的后方。这如同在黄河中上游种草种树，保全水土，使黄河得清，化害为利（水文专家要大叫：不行啊，没有黄河的沙子，东营市用不了几年就沉到渤海里面去啦。那不是蜀国的地方，诸葛亮管的著么？）这才是蜀汉处理西南夷令人称道的地方。当然，这比疏导所要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了。
某以为，诸葛亮处理西南夷问题的出色之处有两点，第一是自治，第二是发展。
自治，就是所谓的不留兵吏。这一点很容易使人误解，认为历史上曾经记载多次蜀汉在西南的军事政治行动，并设置强大的铼降都督府，怎能称为不留兵吏呢？ 这也不符合作为一个国家对所辖地区的管理需要。
实际上诸葛亮采用的方法就是＂夷汉分治＂。夷人在自己的聚居区行使管辖权，而蜀汉官吏责任也不轻，要维持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管理汉族聚居地，维护当地总体的政治经济秩序。在南中汉族人口并不在少数，汉武帝曾经移民西南开发，「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 有点儿象英国开发澳洲。 简单的把他们交给＂夷人＂去治理，只会造成当地对于中央政权向心力的后退。
故此蜀国的官吏，除了守土有责以外，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当地汉族人的管理和保护。张翼为此还险些酿成民族冲突。尽管如此，汉族官吏的存在，保证了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方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自治就是把当地的汉族人都赶出去，或者让当地的汉人对少数民族低一等。其结果并不容易造成民族间的和睦相处，相反会造成不同民族的隔阂，地方与中央的离心离德，到头来分离势力抬头，闹不好还要军事解决，对双方都是制造痛苦。所谓宽严皆误。萨这可不是说咱们现在新疆的问题啊。
但对于西南夷民族内部事务，当地的蜀国政府官员则采取＂夷人自有废杀之法＂的方针，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样，在客观上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延续和民族尊严。要知道对于文化的破坏是可以让一个民族痛心疾首，代代牢记的。一个英特网的站点上有这样的话＂只要占婆的文化存在，占婆就将永存＂。占婆是什么？就是受到印度巨大影响的越南南方古国，十六世纪灭亡于安南。占婆人大批逃往到高棉，几百年过去了，还在为他们的文化唱着挽歌。而火烧圆明园更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伤口。
西南夷成分复杂，与三苗后裔的武陵蛮又有不同，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３个族系。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与汉民族有很大区别，容易发生矛盾。诸葛亮很聪明，他采取的夷汉分治，就尽量避免造成这类的伤口。
诸葛亮实施的分治政策，给少数民族提供了宽容的生存空间，又不以丧失中央主导权为代价，可谓刚柔相济。对于反叛，蜀汉政府的镇压也毫不松懈，但是也依靠少数民族的力量，例如张嶷对于「乍都夷」、「旄牛夷」的军事行动，就大量使用了夷汉混成部队。认为诸葛治夷，只用柔术，则误解了这位铁腕丞相也。
这样的分治，在历史上其他成功的例子也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南凉的君主秃发怒檀，建国成功后，他哥哥利鹿孤当政，臣子建议其筑城而居，又有人认为匈奴自古游牧，不能改变传统，他就对大家说，汉族人自古住城里，还让他们住城里吧，咱们自古住帐篷，还住帐篷吧。这种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做法使弱小的南凉民族和睦， 而匈奴仍然保持其野蛮的血性，呈现了十六国时期难得的和平。怒檀被尊称为＂圣人＂，要不是他碰上了凉州第一大军事家沮渠蒙逊，他的国家远不止可以存在十九年。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对汉族进行民族分治的例子。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看，当时的民族分治存在种种阻碍民族交流的弊端。但是客观来看，民族的融合需要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中国西南地区的融合，要一直到清朝的改土归流，才算完全成熟。所谓尊重，诸葛亮视西南夷为国家部民，重视之以为后方，比后来的朱熹强多了，这位宋朝大儒把天下分为汉人，蛮夷，禽兽，植物，矿物。认为蛮夷（包括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都是介乎于人和牛羊之间的特殊品种。也反映了１０００年间中国中央统治集团进取心和宽容态度的逐渐没落。
诸葛亮治理西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力帮助西南夷的发展。
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如果说民族分治只是为解决西南夷问题打下基础，发展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邓大人怎么说？ 发展是硬道理！ 讲＜华阳国志。蜀志＞的时候，我们的先生提到一段诸葛亮和孟获的对话，原文不记得了，大意如下。
孟获担任蜀国御史中丞到达成都，见诸葛亮时，提出减免南中的税收负担，词情恳切，说明蜀汉的征收的确较重。从我等对诸葛亮＂攻心＂政策的理解，如此＂收买人心＂的机会怎能放过？ 但是诸葛亮并不肯同意，他首先列举西南夷的收入，说明这个地区之富庶。所谓＂为官者皆富及累世＂，而后给孟获作了一个比喻，假如你收入１０金，我收取２ 金，你今要求我改为收１金，你可得９金，我助夷人岁收２０金，则我收５金，尔尚有１５金，这样可好？孟获心悦诚服。
蜀汉对于西南夷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的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蜀汉南征之前，只有汉益州太守文齐曾经引进水稻的耕作，当地部族仍多采穴居，刀耕火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武茶夷「食肉衣皮，不见盐谷＂，渔猎为生的不在少数。诸葛亮为首的蜀国官吏为西南夷大规模引进水稻，改良畜种，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同时，帮助当地人设计竹楼，建立学校，使他们摆脱了穴居的种种不便。改善了西南夷人生活条件。少数民族感戴其德，至今尤称竹楼乃仿照孔明帽子建造。通过当地人进行的开采矿山等原始工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一切，既需要少数民族的辛勤努力，也需要汉民族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慷慨解囊。为民族间建立了相互弥补，相互协作的关系。在蜀汉的统治下，西南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当地对于中央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中央政府主要以帮助发展的长者，而不是侵略者的形象出现，显然更容易被接受。
在西南长期流传着关索传说，关公的第三个儿子关索，似乎是西南各族的共同英雄。历史上基本可肯定无关索其人。这个传说的来源就来自当地人对于中央政府的好感。因为夷汉分治，征收赋税和交通的需要，汉族官吏驻守的地点往往是要隘关津，西南盛行溜索和铁索桥，关，及索就成为汉族聚集地点的一个特征。这似乎是西南关索崇拜的由来。其实纯朴的少数民族固然能够无畏反抗，对于能够友好相待，特别是给与过帮助的朋友，又何尝不是没齿不忘呢。
正是因为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西南夷发展和自治的政策，终蜀汉之世，西南夷对中央始终没有大规模的反叛行动，相反，给与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不但是物资方面，由南蛮组成的＂无当飞军＂，更是蜀汉有名的精锐军团。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奠定了西南夷成为中国牢不可分部分的基础。反之，属于百越系统的象林夷等，由于与中央渐渐离心，则形成了后来独立的越南等国家。我们能够到西双版纳看大象，要感谢武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