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曹操二十年 荀究竟为何要自杀？
剧照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之死的看法。兹引于下：
“（荀）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杀伏后，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并将荀之死当作忠于汉室（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可见荀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之死的原因。
我们还可从荀死后汉献帝的表现来佐证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传》载：“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谠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识乐，然而汉献帝因荀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谯乐”，足见其对荀“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死后表述 “明年，（曹）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后世关于荀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距荀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对荀之“讥”，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延及祖祢”的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口所言邪！用是贬，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