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蜀汉的损失远大于想象，为何仍能生存下去
吴蜀夷陵之战，以往一般认为双方都只有四五万兵力，不算特别大的战争，但实际参战人数应该比这多得多，是双方倾尽国力的一场总体战。而总体战中大败亏输的刘备，在战后承认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了蜀汉灭亡。
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在位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三年，（章武元年五月至章武三年四月），基本是以伐吴为始，以白帝善后托孤而终。
其中伐吴被称为“夷陵之战”，是一场极有可能改变中原三分鼎立格局的重大会战，而托孤诸葛武侯更是尽人皆知，对顾命大臣的择选牵动着蜀汉政权未来的命运，后人此二事见解甚多，但仍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为给关羽复仇，也为复夺荆州，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在盛怒之下伐吴。
演义中的七十万大军自然是艺术虚构，伐吴的蜀汉军队兵力几何，当时已经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在给魏廷的疏表中提到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资治通鉴》中亦载“进兵秭归，兵四万余”。有着“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民国学者黎东方认可这一数据，写进他所著的《细说三国》中，并对刘备出兵之少感到不解。
盛怒之下仅出兵四万确实难以理解，其实更禁不起推敲。孙权是上这份疏表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春正月，这是有确切记载的1，转换成蜀汉方面的时间年号就是章武二年。
章武二年的春正月，距刘备盛怒出兵时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蜀汉军队在三峡地区进展顺利：都督冯习、先锋张南率步军击破吴将李异、刘阿，攻克边境建平郡的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北），而后又推进数百里，收复要地秭归（今湖北秭归），至章武二年春正月孙权上疏时，刘备已经亲自在秭归驻扎2；水军则在将领吴班、陈式统领下登陆上岸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换言之，孙权疏表中的“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只是交战半年后在秭归地区的数量兵力，而并非是总兵力。从常识上来说，刘备仅凭四万余人便欲伐吴，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刘备到底集结了多少士卒，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作注时援引《傅子》一书，里面收录了吴军最终的歼敌数量：
（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
“备仅以身免”，也就是说，伐吴的蜀汉军队共计八万余人。
蜀汉建国前的这几年连遭厄运：关羽麾下荆州军的全军覆没；陆逊夺占三峡各要地时的“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孟达又以汉中东三郡出降曹魏，几场重创下来，蜀汉方面恐怕先赔进去了一个八万余人，加之南中地区的豪强雍]蠢蠢欲动，不可能为伐吴提供兵力。
最后被歼灭的八万余人，加之被隔绝退路投降曹魏的黄权军、集结完毕但留守边境为援的赵云军，刘备伐吴动员兵力当在十万人上下，这也几乎是当时蜀汉能集结的全部兵力。
孙吴方面的兵力，在陆逊的本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孙权命其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
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举十万之众攻打合肥，可以判断，陆逊的五万人只是先头部队，一旦陆逊失利，孙权势必会有后援。够调拨五万人给予陆逊，也可看出孙权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已超过早年的赤壁之战。
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蜀汉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开战初期的半年内，蜀汉军利用这种优势推进至秭归。但随着不断深入三峡地区与吴军统帅陆逊的战略性后退，这种优势逐渐被抵消掉了。章武二年正月，陆逊一度发动反击，其部将宋谦等人“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4，获得了一次绝佳的胜利。
相反，远征半年后的蜀汉军呈现疲态：当年二月，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亲自率军继续推进至夷道V亭（今湖北宜都以北的长江北岸），先锋张南虽将孙权之侄孙桓困于夷道城（今湖北枝城），却无力攻破；南方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以西）五溪地区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叛吴请求援军，刘备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另辟战场，仅仅派侍中马良前去招安，给予名分、授予印绶。加之刘备在推进的过程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5，连营前后长达到七百余里，这又消耗了大量兵力。
所以到了战事后期，即V亭对峙阶段，两军兵力并无太大差距，甚至蜀汉军队反逊一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刘备要令水军舍舟登陆屯于夷陵的原因，盖因兵力捉襟见肘之故。
除兵力外，双方统军将领亦有极大的差距。
吴军战将中，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久经战阵；鲜于丹是吕蒙旧将；孙桓是孙权之侄、亦是吴宗室子弟中的后起之秀；韩当早年追随孙坚，更属孙吴三世宿将，这些将领常年与魏人交手，有着丰富的作战和统军经验。
而蜀汉一方的统军将领，除了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水军统帅吴班与陈式外，有据可查的还有辅匡、赵融、廖化、傅肜、向宠等人。与吴将相比，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此前非但没有卓著的战功，甚至其人更属默默无闻。
伐吴之时，虽然关、张、黄已亡故，魏延镇守汉中，但骁勇的马超、赵云尚存，具有丰富统兵经验的蜀地将领李严、吴懿犹在，刘备却以上述诸人为将，其实是看重他们的出身。
这些人中，赵融史无记载姑且不论外，廖化是关羽旧将，荆州襄阳人；向宠，荆州襄阳人；辅匡，荆州襄阳人；傅彤，荆州义阳人；都督冯习，荆州南郡人；先锋张南，自荆州随刘备入蜀。孙权背盟袭取荆州，这些荆州本地将领必然同仇敌忾，意欲立功报效，故而出兵伐吴也是必然的政治选择，无法更改。
当初攻汉中时，刘备另遣马超进入侧翼武都地区，武都氐人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万余人迅速叛魏响应马超。同理，在伐吴成为必然的条件下，用荆州将领收复荆州，其发挥的战斗力、影响力绝非马超、李严等外来战将可以比拟，武陵的沙摩柯叛吴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但荆州将领空有杀敌之志，统兵经验欠缺，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也确是蜀汉军队的软肋。
不过戏剧性的是，孙吴诸将虽然经验丰富、资历深远，但因而蔑视统帅陆逊、不听调遣。孙权之侄孙桓在夷道被蜀军先锋张南反被击败，只得退守孤城，而陆逊却以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6为由拒绝救援，苦盼救兵无果的孙桓心生怨恨。
另外，在陆逊后方的荆州，除了武陵郡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外，零陵、桂阳二郡同样出现了蛮夷叛吴之事。为防止事态扩大，孙权急调两广一带的交州刺史步骘率万人北上平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中提到，即使是刘备惨败之后，零陵、桂阳二郡的蛮夷尚且仍有能力“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何况双方相持之时，蛮夷的叛乱也是吴军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
所以综合双方的优劣来看，此时蜀汉军兵锋已钝，吴军更是后方不稳不宜久拖。一旦战况迁延日久，吴军指挥层的内部矛盾及荆州各地的蛮夷叛乱等问题将逐渐放大，最终孰胜孰负，尚不好说。
刘备深入三峡地区前后连营七百余里，魏文帝曹丕闻听后颇为不屑，与群臣评论道：
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7
曹丕嘲讽刘备不懂军事，犯了于广平低湿地带长久驻军的兵家大忌，这也是导致八万大军最终尽没的致命原因。那么，刘备为何要犯兵家大忌呢？
首先，连营七百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蜀汉军从最初攻克巫县、秭归再到后期相持于夷道V亭的推进中逐步完成的。
应该说，刘备虽是盛怒伐吴，但其毕竟戎马多年，对己方兵力、将领逊于吴人的事实有一定的认识，没有幻想重创吴人，加之三峡地势狭长，如日后陆逊之孙陆机在《辩亡论》中所言的“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既无法进行大规模兵力集结作战，也容易遭到吴人越山切断后路，所以刘备选择通过数百里连营，准备与吴人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刘备可以在相持中等待时机，等待天下有变。
这一“有变”指的就是曹魏出军与蜀汉协同伐吴。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薨逝时，刘备便遣麾下韩冉前往吊丧，实则为伐吴试探口风，但韩冉在抵达曹魏管辖的荆州境内后就被曹丕下令处死8。
除吊丧一事，“刘备待变”的论点还可以从伐吴惨败后得到佐证：夷陵之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曹魏出兵三路攻吴，已败退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以东）的刘备听闻后写信嘲讽陆逊云：
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9
即使已经全军尽没，刘备在听闻曹魏攻吴后依然在言语上威胁陆逊，更何况是两军对峙。
只是，曹操薨逝时汉朝在名义上尚存，从法理上来说，身为汉朝汉中王的刘备派人吊丧魏王曹操并无不可，但曹魏、蜀汉建立政权后，蜀汉就必须以汉室正统自居，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国策，是既不会也不能与篡汉的曹魏公开媾和，故而只能希冀于曹魏认清孙吴无法两线作战的弱点自行出兵。
在相持后期，刘备之所以拒绝大将黄权沿长江顺流奇袭荆州的提议，其实还是有保存实力不愿与吴人硬拼、幻想曹魏出军的战略考量。
孙吴方面，在刘备出兵以前，孙权也担忧遭到夹击，所以其主动向曹魏方面称臣、送还于禁、供应各种珍玩之物，以此讨好曹丕避免两线作战。
曹魏侍中刘晔对此事同样洞察透彻，《刘晔传》裴注引《傅子》中记载了其建议曹丕立刻出兵灭吴的话语：
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不过，曹丕认为孙权已经俯首称臣，攻伐有违道义，意欲助吴伐蜀，刘晔又劝阻道：
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刘晔的眼光堪称老辣，只是曹丕不比其父曹操，也不及其子曹睿，仅仅是一个守成之君，其既不助蜀，又不帮吴，放弃了这个一统天下的绝佳时机，也使得刘备“连营待变”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旷日消耗战，同时又将己方易遭火攻的致命缺陷暴露给吴人。
章武二年闰六月，陆逊率吴军各部正式发动反击。反击战极为顺利，甚至是一气呵成。
闰六月正逢盛夏酷暑，吴人四处放火，V亭蜀军诸营猝不及防，迅速被火覆盖，吴军诸将趁势猛攻，连下军营四十余座。得手后，韩当、朱然等人立即追至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对败退的蜀军展开歼灭战，几乎将蜀军的有生力量予以全歼，陆逊更是一度将逃亡的刘备围困在今湖北宜昌西北的马鞍山上。
被围困已久的孙桓也从夷道城中杀出，翻山切断了刘备退回白帝城所必经的夔州古道（今重庆市东北，巴蜀咽喉之地），迫使其翻山越岭、命士兵脱去铠甲堆置隘口焚烧以阻挡追兵，这才勉强逃脱。
《陆逊传》记载，蜀军“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参战的蜀汉将领中，都督冯习、先锋张南、侍中马良、夷人首领沙摩柯阵亡；祭酒程畿拒绝弃船独自逃生，手持长戟奋战致死；负责断后的将军傅肜大骂劝降吴将为吴狗后亦力战而亡；驻扎在长江北岸的黄权归路被阻，又不愿投降吴人，只得率军降魏。
可以说，伐吴惨败是一个致命打击，使建国仅一年的蜀汉几乎滑向了亡国边缘。退入白帝城的刘备本人无不羞愧愤恨的言道：
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