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名将周瑜为何得不到公平的认可？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汉族，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东汉末年东吴名将，因其相貌英俊而有“周郎”之称。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于赤壁以火攻击败曹操的军队，此战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公元210年，周瑜因病去世，年仅36岁。
宋神宗元丰五年，一代文豪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以一阕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出他对风流儒雅，功勋彪炳的周公瑾的无限向往和景仰。
其实，早在三国时代，周瑜便以他的胆略兼人，气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甚至是敌人的仰慕。但遗憾的是，随着千年岁月的流浙，这样一位才华卓越，气度雍容的一代懦将却在百姓的心目中蜕变成一名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目光短浅而又意气用事的青年将领。以至于虽然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诸葛孔明在赤壁大战开始后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论苏轼词中那位“羽扇轮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到底是谁。由此，不禁令人感叹岁月待周瑜太不公平。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呢？
陈迩冬在《闲话三分》一书中说周瑜“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之心。”这段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周瑜受贬低，最主要的是周瑜投身的是孙吴集团。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
周瑜虽然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稳定性。无论是“拥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虽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中周瑜几乎成为“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
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种低层次的单向、平面的手法来贬斥周瑜，以此来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种幼雅朴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显现出单一而平面的狭隘与平庸，甚至是愚蠢，相当的脸谱化，简单化，不过这倒是颇为符合说唱文学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单纯而鲜明的特征。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儒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能否认，《演义》中的周瑜形象比宋元以来任何一部戏曲作品中的周瑜形象都更接近史籍中的原形。在塑造周瑜胆略兼人，雄姿英发的儒将风范时，作者广征博引各类史料，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光有历史的有实性，并不等于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更何况指导全书的“拥刘”的思想倾向和小说的创作规律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张飞之猛，赵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无不绚丽多姿，闪烁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浓厚的古典浪温主义色调。对于其他人物，便只能以陪衬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