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军以“十户”为标准，规定所需携带的食物和炊具。比如，在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期间(1219 1222年)，蒙古大军每“十户”配备的给养物品是：三条或三条半干羊肉，以及一口大铁锅。
毫无疑问，仅凭这些给养是无法满足士兵需要的。要理解蒙古大军的后勤问题，还必须考虑其远征作战的特点，即远征的不仅仅是蒙古大军，还包括军中将士的家眷，以及他们牧养的马、羊等牲畜。
比如，旭烈兀率军西征时(1253年)，总共带了15万兵马。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估计，每名将士大概有5至6名家眷，于是，随军出征的家眷达75万至90万之众。每家又估计牧有100只羊(或100只羊当量的其他牲畜)和10匹马。羊是主要的食物来源，而马则或是战马或是运输工具。如果以每匹马相当于5只羊计算，随军出征的羊的数量为2250万只。
毫无疑问，如此庞大的行军队伍，必然会影响行进速度。比如，小羊羔每天只能走5到6公里路程。因此，在遇到紧急军情的时候，大军必然会加速先行，家眷及牲畜则只能慢慢尾随。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干粮，维持生命和战斗力，蒙古兵必然会频频抢劫。
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蒙古统治者之所以不让士兵配备足够给养，是因为“狮子只要不饿，根本不去猎取、袭击野兽”，“吃得太饱的狗不猎野兽”，“饿着你的狗，它才跟你走。”正因为他们欣赏这种哲学，如赵珙《蒙鞑备录》所言：“(蒙古人)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 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
当然，劫掠平民以保证自己的给养，并非只是蒙古军队奉行的哲学。比如，依照辽国的兵制，辽兵都不配发干粮，但每名辽兵都配有一名“打草谷家丁”，他的职责就是“四出抄掠以供之(指辽兵)”。
据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恩格斯考证，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马其顿远征军通常会以“结盟”的方式保证给养，否则也会行劫掠之事，“那些没有在马其顿军队到来前就投降的地区被认为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确保军队的粮食供应。”
而蒙古军队需要的不仅是粮食，还包括牧场。如果有哪个地区拒绝臣服，蒙古军会将它夷为平地，使其变成一片牧场。即便选择了臣服，这个地区的良田也经常会被“改造”成为牧场。
蒙古人的膳食结构很简单。据方济各会修士卡皮尼所述，“他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迫不得已时，他们还会吃人肉以及马的胎衣 我甚至看见过他们吃虱子，他们说， 既然它叮咬我的儿子，吸我儿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们? 我还看见他们吃老鼠。”
乳制品是蒙古人的主食。一匹母马每天能产2.25至2.5夸脱马奶，而每个蒙古骑兵配备了5到6匹马。南宋赵珙所撰蒙鞑备录》如此写道，“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现代营养学已经充分证明，马奶中富含的蛋白质和卡路里，能够保证蒙古兵获得足够的营养。
正因为“吃所有能吃的东西”，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再“恶劣”。根据曾在公元1253年访问蒙古帝国的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的说法，战马死于沙场之后，蒙古士兵能迅速分割其尸体，把马肉进行腌制，或者做成干肉，或者做成香肠，或者当时食用，或者熏制后留待日后食用。
如果没有马奶和水可以饮用，蒙古士兵会饮马血。现代科学表明，即便是流失体内三分之一的血，也不会危及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每匹马能提供14品脱的血，大约含有2184千卡热量。当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上，无水渴极之时，汉人骑兵也会刺马饮血。
除了自身携带以及抢劫而来的粮食，蒙古士兵还会通过猎捕获得食物。“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1]对喜好围猎的蒙古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具体了解蒙古军的医疗组织情况。依常理推断，萨满巫师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萨满都有比较高深的医疗知识。另外，既然天下巧匠都会被蒙古统治者征用，没有理由医生不会被征用，因为医生和巧匠一样，都能提升或者保持蒙古大军的战斗力。